【美國商業(ye) 智庫STRATFOR4月26日】東(dong) 亞(ya) 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目的是要維持龐大的人口就業(ye) 。東(dong) 亞(ya) 國家普遍具有人口密度高和勞動力密集的農(nong) 業(ye) 曆史。政府不提供穩定的就業(ye) 條件，將不可避免的要負擔大量的人口問題--這正是革命的原因。在現代社會(hui) 的背景下，東(dong) 亞(ya) 各國政府的重點是在處理人們(men) 的儲(chu) 蓄問題和控製國家的金融製度，以確保信貸主要用於(yu) 擴大基礎設施和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低利率貸款使得企業(ye) 的就業(ye) 和產(chan) 出最大化，尤其是對於(yu) 出口導向型廠商來說，並且可以使得企業(ye) 占據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從(cong) 而擁有更多的現金來實現周期循環。

　　繼東(dong) 亞(ya) 的經濟增長模式之後，中國經濟奇跡從(cong) 依賴大量家庭和企業(ye) 儲(chu) 蓄轉移到擴大現代經濟活動如修建道路、工廠、鐵路和建築物所需要的固定資本投資上來。但是東(dong) 亞(ya) 經濟增長的嚴(yan) 重弊端是它不鼓勵家庭消費的發展，而家庭消費是除了出口和投資的第三種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鼓勵有利於(yu) 國家的財政政策的儲(chu) 蓄而不是有利於(yu) 地方經濟的消費，這將抑製家庭消費。在經濟衰退時期，無論從(cong) 國內(nei) 和國外來說都存在著需求疲軟，增加政府投資意味著建立更多的生產(chan) 能力。這種做法是無法維持下去的，東(dong) 亞(ya) 國家經曆了穩定和促進消費的政策調整和允許固定資產(chan) 投資平穩過渡階段（常常是不穩定的）。如果重組成功，其結果是通過消費而更加平衡的持續增長，同時出口和投資也將對增長做出貢獻。

　　台灣和韓國都經曆了這一過程。台灣在1962年到1985年期間，出口、儲(chu) 蓄和投資的快速增長，同時消費對於(yu) 整體(ti) 經濟的重要性在下降。在70年代末期，台灣的匯率貶值有利於(yu) 增加出口加，出口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份額超過了國內(nei) 消費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份額。然而，由於(yu) 台灣是發展一個(ge) 重工業(ye) 空間有限的小島嶼，資本從(cong) 未上升到超過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30%，這意味著經濟從(cong) 未變得如此依賴於(yu) 投資，而削弱消費。 1983年以後，台灣實行經濟自由化之後，以市場為(wei) 導向的資金分配更有效率，並且台灣經濟向高技術經濟過渡。這種轉變使得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由1968年的47%上升到2008年的60%。如今，台灣的消費、出口以及投資都保持平衡，消費占GDP的60%，出口占GDP的73%，投資占GDP 的21%。

　　同樣地，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韓國的出口，儲(chu) 蓄和固定資產(chan) 投資快速增長，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hui) 前後，國內(nei) 固定資產(chan) 投資達到最高值。雖然韓國麵積很小，但是它需要大量固定投資來支持重工業(ye) 或國有企業(ye) 集團的擴張。當然，消費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下降，直到1988年這一比重達到了47%。經過這一時期，貨幣升值（從(cong) 而增加國內(nei) 購買(mai) 力）使消費保持穩定，投資增長抵消了出口的下降。在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在國內(nei) 金融問題和經濟衰退中消費下降到最低點，1998年到2002年韓國政府支持國內(nei) 消費，因此國內(nei) 消費迅速增長。今天，韓國的消費（占GDP的55%）、出口（占GDP的53%）和投資（占GDP的30%）達到了平衡狀態。

　　然而中國還沒有經曆這種消費帶動的經濟增長的轉變，仍然是對出口和投資的過度依賴。雖然台灣和韓國的消費占GDP的比重低於(yu) 一半隻出現過一次（並且迅速恢複），然而中國在1990年消費占GDP的比重低於(yu) 50%，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跌，在2008年比重降低到35%。當然，在這一時期，家庭消費的絕對數額在上漲，這是因為(wei) 家庭收入的提高和消費市場的擴大。作為(wei) 整體(ti) 經濟的一部分，家庭消費下降但是儲(chu) 蓄、固定資產(chan) 投資，特別是出口的都在快速增長。換言之，與(yu) 其他東(dong) 亞(ya) 國家相比，中國並沒有成功地使消費支撐經濟的增長。這種經濟結構的主要弊端是，它使中國非常容易受到全球貿易放緩的影響。事實上，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出口大幅下降，政府刺激投資增長比例超過90%，而消費增長的貢獻率不到10%。

　　消費疲軟

　　盡管中國存在內(nei) 在的問題，但是作為(wei) 經濟增長一部分的消費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經濟改革的前十年，中國經曆了相對平衡的經濟增長。1979年經濟自由化解放了30年來被壓抑的家庭、企業(ye) 家和農(nong) 民的消費，家庭、企業(ye) 家和農(nong) 民獲得了買(mai) 賣自由。20世紀80年代消費達到了GDP的50%，而出口和固定投資每年以25%和18%的速度擴大。然而20世紀80年代後期，消費增長變得不穩定，因為(wei) 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迫使政府重新集中控製，這包括控製經濟政策以冷卻過熱的經濟增長。

　　在20世紀80年代，消費從(cong) 來沒有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如此大的貢獻。盡管在1994年到2000年期間，它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速度。1992年，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發起了一個(ge) 發展戰略，使得沿海城市成為(wei) 主要的生產(chan) 和出口才產(chan) 品地區。最初，出口經濟和投資的蓬勃發展導致了私人雇傭(yong) 就業(ye) 在出口部門的迅速崛起，消費穩定下降，但是，事實證明不可持續的。到90年代末，沿海城市和國有企業(ye) 的補貼資金泛濫，政府銀行的投入許多都是錯誤的，國內(nei) 銀行係統存在不良貸款的風險，並且房地產(chan) 部門過熱。經濟問題歸咎於(yu) 對國有企業(ye) （SOES）管理效率低下，政府進行了重大改革，夠導致失業(ye) 上升和對"鐵飯碗"--國家職工的福利製度解體(ti) 。1995年，朱鎔基總理後開始縮小國有部門的規模，48萬(wan) 個(ge) 工作崗位流失，並且之後每年這個(ge) 部門都以3%的速度遞減。國有部門規模的縮小除了有利於(yu) 出口的之外，還導致了消費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多。這並不是說中國的消費者沒有獲得和花費更多的收入。 更確切地說，消費對整體(ti) 經濟的貢獻小於(yu) 出口和投資對整體(ti) 經濟的貢獻。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主要是由固定投資（2008年固定投資占GDP的44%）和出口（2008年出口占GDP的32%）推動，而這些是以國內(nei) 消費（占GDP的35%）為(wei) 代價(jia) 的。就業(ye) 和工資增長滯後於(yu) 教育、住房、醫療和基本商品成本上升，這使得儲(chu) 蓄增加。由於(yu) 很少的投資機會(hui) ，許多家庭將資金儲(chu) 蓄在國有銀行係統並轉換成政府計劃投資的資金積蓄。與(yu) 此同時，消費者和中小型企業(ye) 很難獲得信貸，必須依靠自我融資或地下貸款的獲得收入，從(cong) 而一直保持著高儲(chu) 蓄率。

　　中小企業(ye) 的資金有限使得中國就業(ye) 主要依賴於(yu) 出口部門，在過去的20年，國有部門裁員和農(nong) 業(ye) 部門縮減使得中國政府在提供就業(ye) 崗位上有更大的壓力。農(nong) 業(ye) 貿易壁壘的作用減弱 促進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除了在蓬勃發展的城市提供更多的就業(ye) 機會(hui) ，使得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占中國勞動力的比重由1990年的73%下降到2007年的61%，這為(wei) 至少150萬(wan) 在農(nong) 村和提供廉價(jia) 勞動力的城市地區的外出打工人員提供就業(ye) 機會(hui) 。尤其是在最近全球經濟衰退期間，這些勞動力被出口導向型私人和國外企業(ye) 所吸收。在21世紀之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主要是依靠國外居民消費而不是依靠本國居民消費。

　　全球經濟危機的出現，中國經濟處於(yu) 一個(ge) 不斷變化的時期，出口的重要性下降，政府投資彌補了這個(ge) 不足。有很多關(guan) 於(yu) 經濟"轉型"創造可持續的家庭需求，以推動未來增長的官方言論。在過去的20年，經濟依然保持著發展模式的負債(zhai) 結構。對出口過度依賴的轉變僅(jin) 僅(jin) 是剛開始，以國內(nei) 促進的經濟增長的刺激政策也隻是暫時的。

　　地區差異

　　中國的經濟增長 主要依賴於(yu) 出口和投資，伴隨著消費的下降，導致了地區差異。通過對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結構的調查發現，主要存在於(yu) 四類：主要依賴出口的省份，主要依賴投資的省份，對出口和投資二者相對平衡依賴的省份和有限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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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類（圖中用橙色表示）是依賴出口的地區，其中出口比消費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比重更大。這些地區是富裕的、國際性的沿海省份和直轄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廣東(dong) 省。當西方國家談到"中國"的時候，通常指的是這些充滿活力的製造業(ye) 中心。新疆，位於(yu) 遙遠的西北部、並且是為(wei) 一個(ge) 不靠近海邊的自治區。它屬於(yu) 這一類別的主要是由於(yu) 北京深化了與(yu) 哈薩克斯坦和中亞(ya) 地區之間的聯係。但是，這些出口中心的財富都是表麵現象，他們(men) 是中國經濟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地區。不僅(jin) 是他們(men) 的經濟過度依賴於(yu) 國際市場，而且投資已經超過了本應該的消費，使他們(men) 更加容易受到超出他們(men) 控製的各種因素影響。

　　第二類（圖中用黃色表示）是投資為(wei) 主的地區，這些地區固定投資的重要性超過消費的重要性，中國東(dong) 北地區，以前被稱為(wei) 東(dong) 北的"鐵鏽地帶"或老工業(ye) 中心地帶，就屬於(yu) 這個(ge) 地區。這個(ge) 地區主要是依靠政府補貼和轉移支付。內(nei) 蒙古北部和西藏西部這些人口稀少地區作為(wei) 地緣政治緩衝(chong) 區，為(wei) 中國提供地緣戰略價(jia) 值和自然資源，但是不會(hui) 涉及到經濟發展。固定投資進入利用在這些地區資源的資本密集型產(chan) 業(ye) ，這些地區的資源包括煤（目前為(wei) 止中國第一位的能源）。北京還需要維護這些緩衝(chong) 區的主權，使之成為(wei) 有效地戰略目標。這一類別還包括靠近沿海富裕地區的內(nei) 陸地區、貧窮、人口眾(zhong) 多以及資源豐(feng) 富的省份，例如陝西和山西的東(dong) 部，還有安徽和江西南部。這些地區一直都是依靠北京提供的補助來維持社會(hui) 穩定。著名的毛澤長征都是在江西開始，在陝西結束，這並不是巧合。

　　東(dong) 海岸相鄰的兩(liang) 個(ge) 省份，江蘇和山東(dong) 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東(dong) 北黑龍江，屬於(yu) 他們(men) 自己的類別（圖上用白色表示）。這四個(ge) 省份提供展現出外表相似的平衡經濟結構。出口有利但並不是最基本的，且投資比消費更為(wei) 重要，這些地區增長的不一致不像主要依賴投資地區那樣反常。這兩(liang) 個(ge) 地區都很富裕，大量的人口和豐(feng) 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充滿活力的製造業(ye) ，並且從(cong) 外國貿易和投資中獲得收益。中國許多領導人都來自這些地區，如果要找到中國能夠獲得與(yu) 台灣或韓國類似的成功，那一定是這些省份地區。

　　最後，還有一些地區（圖上用綠色表示）不能發展出口產(chan) 業(ye) ，並且地方經濟的投資所占的比例並不高（雖然往往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一半以上）。從(cong) 為(wei) 其他地區提供勞動力的人口稠密地區（河南，湖北，湖南）到人口稀少的西部省份（甘肅，青海），以及貧窮、相對孤立、自給自足的四川和西南的重慶。這些地區大都是非常和相對貧困，但他們(men) 不依賴於(yu) 外部世界也不受到快速或不穩定變化力量的影響。

　　下一步呢？

　　盡管在2009年和2010年，大量的公共資金用於(yu) 刺激國內(nei) 消費，短期內(nei) 經濟刺激和補貼不會(hui) 使北京的國內(nei) 居民消費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過去二十年的出口導向增長將消費者口袋的資金用以資助基礎設施和工業(ye) 能力，這些對消費信貸的增長、工資和社會(hui) 服務都不利。其結果是一個(ge) 產(chan) 能過剩，過度依賴外部世界和國內(nei) 消費乏力的經濟。以消費者為(wei) 主導的經濟過渡需要很長的時間，並且是以失業(ye) 增長為(wei) 代價(jia) ，來自農(nong) 村地區勞動者很難在需要熟練勞動力的部門找到工作。出口部門失業(ye) 率上升和政府投資的下降可能會(hui) 造成社會(hui) 政治不穩定。為(wei) 政府機構增加緊迫感，共產(chan) 黨(dang) 準備在短短兩(liang) 年半的時間裏完成領導的過渡，即將離任的管理者必須權衡經濟轉型的需要與(yu) 製度缺陷之間的關(guan)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