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取得獨立以來，新加坡一直處於(yu) 人民行動黨(dang) （PAP）的一黨(dang) 統治之下。雖然每四年或五年都會(hui) 按期舉(ju) 行大選，但人民行動黨(dang) 卻長期占據著幾乎所有的議會(hui) 席位。其他黨(dang) 派的候選人和支持者會(hui) 被打壓和排擠甚至還會(hui) 受到下列多種形式的懲罰：監禁反對黨(dang) 領袖或迫使其破產(chan) ；設計解雇那些針貶時弊的時事評論員；限製對反對黨(dang) 選區的公共撥款，重新劃分反對黨(dang) 選區的範圍（不公正的選區重劃政策可謂形式多樣，極富創造力）；操縱選舉(ju) 時間表來壓縮反對黨(dang) 競選活動的時間；隻允許正式登記在冊(ce) 的政黨(dang) 參與(yu) 政治辯論；對所有形式的公開言論設置不明說的限製；減少新聞媒體(ti) 對反對黨(dang) 的報道篇幅，等等。

　　這種“軟威權主義(yi) ”（soft authoritarianism）連同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似乎是對自由民主理論的反駁，主要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首先，它挑戰了一種普遍的觀點：即一黨(dang) 專(zhuan) 政體(ti) 製最終會(hui) 滋生腐敗和裙帶主義(yi) ，不利於(yu) 國家經濟的發展。人民行動黨(dang) 政府非但沒有阻礙新加坡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常常被視為(wei) 帶來經濟成就的功臣。許多人深信“李光耀……在新加坡打造了經濟奇跡”，而記者羅伯特、卡普蘭(lan) （Robert Kaplan）正是其中之一。

　　此外，新加坡的軌跡似乎還無視了一種理論假設，即隨著一個(ge) 國家的經濟越發繁榮和自由，政治自由也會(hui) 不斷進步。島內(nei) 企業(ye) 所麵臨(lin) 的法律和金融屏障向來較少，且該國的經濟增長若以GDP（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計算也一直處在世界前列。盡管政府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讓步，但政治自由的進步幾乎毫無建樹。不過，對於(yu) 人民行動黨(dang) 的長期統治，新加坡人民即便不能說是大力支持，但也一直逆來順受。

　　難怪在那些認為(wei) 民主建設不宜操之過急的人看來，新加坡一直是最佳案例。不少人包括研究學者和新聞從(cong) 業(ye) 人員，都會(hui) 引用新加坡的例子來為(wei) 這一觀點辯護：即在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hui) 長治久安之前，自由民主政治應該暫緩推行。而中國的領導人也效仿了這種做法。

　　本文主要討論另一個(ge) 普遍的觀點--即認為(wei)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行動黨(dang) 專(zhuan) 政的結果。毫不奇怪，這一觀點得到了人民行動黨(dang) 的大力宣傳(chuan) ，也受到了其海外崇拜者的追捧。

　 憑借著軟式威權，人民行動黨(dang) 政權能夠迅速、果斷地執行經濟和社會(hui) 政策。這一方麵推動了GDP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麵也造成了如今的經濟“短板”和經濟不公。一些政黨(dang) 與(yu) 非政府組織早已預見到這些經濟問題，並提出了政策建議。倘若過去四十年的新加坡更加民主，這些政黨(dang) 與(yu) 非政府組織就會(hui) 獲得更多的空間來贏得民眾(zhong) 支持及政治影響力；倘若如此，來自這些反對派的壓力就能夠迫使政府調整政策，這也許會(hui) 減慢經濟增長的速度，但也可能會(hui) 緩解如今的經濟問題，並讓多數新加坡公民過上更好的生活。

　　為(wei) 了讓這一論點具有說服力，我們(men) 必須考慮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由於(yu) 我們(men) 認為(wei) 新加坡政府的經濟政策帶來了許多積極的成果，所以我們(men) 必須證明：即使在自由民主製度下，人民行動黨(dang) 的執政地位也不會(hui) 受到嚴(yan) 重威脅。第二，我們(men) 必須證明：在一個(ge) 自由民主的新加坡，那些能夠糾正政府社會(hui) 經濟政策負麵效應的反對力量會(hui) 作用明顯。

　　要論證上述兩(liang) 種與(yu) 事實相反的假設是可能的。首先，雖然許多新加坡人反對和懼怕人民行動黨(dang) 政府，但更多的人卻支持它並為(wei) 它所帶來的發展深懷感激。人民行動黨(dang) 政府對選民與(yu) 反對派政客的恐嚇，及其對政策評論與(yu) 媒體(ti) 報道的鐵腕控製，隻是該黨(dang) 在選舉(ju) 中大獲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人民行動黨(dang) 之所以能成為(wei) “常勝將軍(jun) ”，原因還在於(yu) 其政府對國家的貢獻被廣為(wei) 稱道，以及該黨(dang) 的周期性改革具有創新精神。再加上新加坡按地區劃分的選舉(ju) 製度，所以不難想像，即使實行真正的民主製度，人民行動黨(dang) 大多數時候還是能夠守住政權。因此，即便是在自由民主體(ti) 製下，在過去的四十年裏新加坡政府經濟政策的總體(ti) 方向很有可能保持不變：跨國企業(ye) 仍然會(hui) 受到歡迎；政府服務仍然會(hui) 保持較高的效率；獅城美麗(li) 依舊，等等。

　　可是在一個(ge) 更加民主的社會(hui) 裏，其它的政治聲音也有發言權、能夠為(wei) 人所知，而且它們(men) 的影響力也許能夠阻止政府在無意中造成前文所述的各種經濟問題。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人民行動黨(dang) 自1959年上台以來就禁止或至少壓製了兩(liang) 個(ge) 主要的政治聲音：新加坡中華總商會(hui) （SCCCI）與(yu) 多個(ge) 左翼政黨(dang) 。

　　SCCCI及其屬下的政治團體(ti) --民主黨(dang) （該黨(dang) 在1955年的選舉(ju) 中贏得兩(liang) 個(ge) 議席）多年來都在倡導更加自由的經濟政策。早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以前，他們(men) 便已經主張為(wei) 國內(nei) 外企業(ye) 打造公平競爭(zheng) 的平台，在工商領域中鼓勵創業(ye) ，推動自由貿易，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加強與(yu) 中國的商務聯係，以及官方對在新加坡使用的漢語各種方言的認可。在上述這些方麵以及其它方麵，SCCCI在新加坡社會(hui) 都發揮了突出作用。不過在1959年和1966年之間，前政府針對商會(hui) 激進派的領導人以及民主黨(dang) 進行了打壓，通過公開羞辱、恐嚇並最終使得這些人在接下來二十年的多數時間裏保持沉默。直到1985年的經濟危機之後，SCCCI才恢複了一定的地位。

　　不過倘若SCCCI的自由經濟主張能夠一早得到重視，今天的新加坡無疑會(hui) 更具創業(ye) 精神而較少依賴跨國企業(ye) 。若是在自由民主製度下，SCCCI的主張是會(hui) 有實際效果的，特別是考慮到民主黨(dang) 在早期所取得的、盡管有限但並非微不足道的選舉(ju) 勝利，以及SCCCI在新加坡社會(hui) 中的地位與(yu) 其雄厚的財政資源。

　　另一種不同的政治主張來自於(yu) 政治“光譜”的左翼。較為(wei) 激進的左傾(qing) 與(yu) 平等主義(yi) 政黨(dang) 的聲音同樣遭到了新加坡政府的壓製，例如“社會(hui) 主義(yi) 陣線”（Barisan Sosialis，如今已並入“工人黨(dang) ”），新加坡民主黨(dang) 以及工人黨(dang) 。這些政黨(dang) 一直在呼籲擴大民眾(zhong) 在政府決(jue) 策過程中的參與(yu) 度，廢除言論審查製度，充分恢複人權，加強民族團結，降低收入差距，淡化物質享受、功利和社會(hui) 地位意識，打造更為(wei) 全麵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給予性少數人群與(yu) 其他少數族群更多的寬容，廢除死刑，以及加大對殖民地遺留街道和房屋的保護力度等等。人民行動黨(dang) 政府通過關(guan) 押、審問上述政黨(dang) 的領袖或迫使其破產(chan) ，來達到壓製政治異見的目的。

　　此外，當局政府還禁止左傾(qing) 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包括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等。倘若上述政黨(dang) 與(yu) 國際組織享有更多的活動自由與(yu) 影響力，它們(men) 必定會(hui) 有助於(yu) 減少新加坡社會(hui) 的壓力感、功利性和不公現象。再者，允許這些聲音暢所欲言還可以讓新加坡的年輕一代看到並相信：他們(men) 與(yu) 國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guan) 的，且他們(men) 甚至有機會(hui) 通過發表自己的觀點來改變新加坡社會(hui) 。如此一來還有可能阻止人才外流。

　　左翼組織倘若能夠發出更強大的反競爭(zheng) 聲音，也許反而能夠真正激發新加坡的創業(ye) 精神，這不得不說是一個(ge) 悖論。如果每個(ge) 人都畏懼失敗而且社會(hui) 地位意識過強，那麽(me) 創業(ye) 精神是不可能盛行起來的。而如今的新加坡社會(hui) 恰恰充斥著對失敗的恐懼。事實上，新加坡人常常用閩南語中的“kaisu”（意即怕輸）一詞來描述他們(men) 的社會(hui) ，這可謂是一針見血。反物質和反競爭(zheng) 的聲音如果能夠更強烈，必定能減少“怕輸主義(yi) ”，因而有助於(yu) “釋放”創業(ye) 精神。

　　無論是威權製度的反對者還是擁護者，都對新加坡的經濟表現留有深刻印象。雖然這個(ge) 小島國在一黨(dang) 製的堅決(jue) 領導下實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新加坡經濟的長遠前景卻並非那麽(me) 樂(le) 觀。現在大多數新加坡人的工作時間較長、工作強度偏大，但報酬待遇卻低得驚人，因而大批的優(you) 秀人才紛紛出國。而現行政府政策的主要訴求也是為(wei) 了留住成千上萬(wan) 的外資企業(ye) 。但是新加坡政府並沒有改變路線，而是繼續采取政府計劃、“開處方”的辦法來糾正這些經濟弊端。

　　倘若新加坡是一個(ge) 自由民主國家，這些經濟問題一開始就不會(hui) 出現。即使到了今天，與(yu) 政府在經濟上的小修小補相比，放寬社會(hui) 自由度對於(yu) 保障國家未來的經濟繁榮可能會(hui) 更加有效。以上便是自由民主製度也許能為(wei) 新加坡帶來的經濟影響。【作者 Marco Verweij Riccardo Peli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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