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須盡快建立信用體(ti) 係

　　現代社會(hui) 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諸多差異中，信用體(ti) 係的建立以及良好運轉是很重要的一點。後發趕超型現代化國家中的成功者，尤其是德國、日本，均是信用體(ti) 係發達的國家。至於(yu) 現代化第一波國家的英國和美國，當然也如此。

　　中國社會(hui) ，雖然已經走過30年的改革開放，但全社會(hui) 的信用體(ti) 係一直姍姍未至，現在正遭遇著整體(ti) 信用危機之痛。能否盡快建立信用體(ti) 係，於(yu) 國於(yu) 民，事關(guan) 重大。

　　信用簡單講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一個(ge) 是政府信用；一個(ge) 是商業(ye) 信用，即民事信用。政府信用在很大程度上與(yu) 政府自身的行為(wei) 聯係在一起，如果貪官多了，政府信用就會(hui) 下降。像前段時間出現群體(ti) 腐敗現象的國家藥監局，隻要給錢、給回扣就給批藥，這就把該機構的信用給敗掉了。因此，腐敗是破壞公共信用的最大原因之一。

　　至於(yu) 民事信用，因涉及人群廣、涉及事務雜多，因此能否擁有一個(ge) 比較完備配套的基礎設施至為(wei) 關(guan) 鍵。在電子網絡技術引領下，人類進入了信息化時代，一般國家的公民信用都有一個(ge) 記錄網，即一個(ge) 公民號碼管理體(ti) 係，在美國就是社會(hui) 保障號，現在我們(men) 國內(nei) 的社會(hui) 保險也正在把身份證號變為(wei) 社會(hui) 保障號。社會(hui) 保障號是個(ge) 很奇妙的事，像美國，一個(ge) 公民從(cong) 一出生就給一個(ge) 號碼，這個(ge) 號碼會(hui) 跟著他一生，與(yu) 他生命周期的最長的行為(wei) 聯係起來，而社會(hui) 保險就是生命周期最長的部分，因此一個(ge) 人必須珍惜這個(ge) 號碼。更重要的是，一個(ge) 人的收入情況也與(yu) 這個(ge) 號碼相聯，隻是前綴後綴不一樣。一般來說，在美國，一個(ge) 人的納稅號、銀行賬戶號與(yu) 身份證號、社會(hui) 保障號是聯在一起的，重要的作用是將一個(ge) 人的收入狀況、存款狀況與(yu) 他應享受的公共服務相連帶。比如說，你不是窮人，如果你想享受窮人的保障，因為(wei) 在號碼上有顯示，當然你就得不到這種保障。再比如，你納稅有汙點，你的過失一定會(hui) 被記錄在案，而這將對你的一生都有影響：你生活的成本就會(hui) 提高，你想競爭(zheng) 很高的社會(hui) 職務就不大可能；你要是欠銀行貸款到期不還，那以後你借款的利息成本就很高，甚至你可能再也難以借到錢。

　　要說我們(men) 的身份證也已經搞了20來年，但現狀卻是存在著大量的作假，而且身份證號碼隻與(yu) 社會(hui) 治安方麵聯係在一起，跟公共服務係統不關(guan) 聯。如果這個(ge) 信用體(ti) 係不建立起來，怎麽(me) 能管理好國家呢？城市要給窮人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還得在街上貼“大字報”，到底這個(ge) 人是不是可以買(mai) 經濟適用房的“窮人”，還要大家評議一番。這種方式太笨了吧？！另外，都是街裏街坊的，誰會(hui) 為(wei) 政府要給他點補貼，就去說壞話？由於(yu) 信用管理低效甚至無效，使得目前經濟適用房中出現那麽(me) 多開高檔轎車的居民，而且許多經濟適用房被建成150平米的大房子甚至複式，這還叫經濟適用房嗎？這叫什麽(me) 事呀？

　　如果一個(ge) 政府連它管轄的居民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分不清楚，那政府做什麽(me) 去了？這不是嚴(yan) 重失職嗎？沒有信用係統，政府怎麽(me) 去了解哪些人該享受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保障？為(wei) 什麽(me) 身份證號碼在中國搞了20來年，卻連一個(ge) 可靠的號碼管理體(ti) 係也建立不起來呢？

　　人口越多、規模越大的國家，信用體(ti) 係的效能就越強。現在，誰在反對建這個(ge) 體(ti) 係呢？推測起來：一個(ge) 是犯罪分子反對建這個(ge) 體(ti) 係；還有一個(ge) 就是潛在的犯罪分子反對，當然，貪汙腐敗官員也會(hui) 反對建這個(ge) 體(ti) 係。

　　可以設想，一旦我們(men) 的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建立了起來，那麽(me) ，好多信息就可以查了，而現在，我們(men) 好多體(ti) 係都派不上用場。所以，我認為(wei) ，我們(men) 必須盡快建立信用體(ti) 係。建立這個(ge) 信用係統，就得要教育政府，政府得轉型為(wei) 服務型政府，政府得主動去做一些事情。但現實卻是，政府在讓商業(ye) 銀行搞信用體(ti) 係，這哪成呀，商業(ye) 銀行的信息屬於(yu) 商業(ye) 秘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中國政府應承擔起責任，建立覆蓋全社會(hui) 的號碼管理信用體(ti) 係，將任何信用置於(yu) 其中。理念再好，沒有翅膀，沒用，且可能會(hui) 起反作用。

　　二、十七大奠定了中長期價(jia) 值觀

　　在世界曆史上，短期是利益博弈，中長期是價(jia) 值博弈。符合潮流的價(jia) 值，中長期一定是勝利的。中國的改革步伐不一，就像黃河，走得最快的領域已經到了入海口，跟國際接軌了；走得最慢的地方還像是剛越過壺口瀑布，還沒拐過彎來，但是最終還是要大河東(dong) 去，融入世界的。現在變化出現了，這就是中共十七大，它奠定了一種中長期的價(jia) 值觀——公平、正義(yi)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社會(hui) 和諧、科學發展觀——這將為(wei) 整個(ge) 改革匯集力量、帶來新的氣象。比如，“逐步實行城鄉(xiang) 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ju) 人大代表”，這句話在所有特殊利益集團看起來都非常遙遠，一點也沒有切膚之痛，但實際上大有關(guan) 係。這句話可以被解讀成：人大代表要更有代表性，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那麽(me) ，可以用這個(ge) 原則來逐漸完善改進人大代表製度。這當然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將給很多人想象的空間。

　　現在，城鄉(xiang) 選舉(ju) 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是1:4——城裏人每選出1位代表，需要4倍的農(nong) 民才能同樣選出1位農(nong) 民代表——也就是說，農(nong) 民跑到城裏還不算城裏人，這樣的政策對農(nong) 民當然是歧視。這些年為(wei) 什麽(me) 農(nong) 村那麽(me) 窮那麽(me) 落後，跟人代會(hui) 中農(nong) 民的代表太少、跟代議製機構缺乏很有關(guan) 係。也正是在這些年，城市大踏步地向前走，農(nong) 村越來越衰敗，城鄉(xiang) 巨大的反差迫使領導人高度關(guan) 注，遂開始采取許多措施緩解農(nong) 村的狀況。2007年，《物權法》通過就是一個(ge) 例子。但在《物權法》最難處理的是“四地”問題——農(nong) 村承包地、農(nong) 民宅基地、農(nong) 村集體(ti) 建設用地、城市私宅用地——最後惟一通過的一條是城市私宅用地，即70年期滿後自然延續。其實，改革開放不到30年，城市私宅還有40年，相比其他三地並不著急，但反而率先解決(jue) 了問題。這是為(wei) 什麽(me) ？這至少說明擁有城市私宅最多的群體(ti) 在立法上的呼聲與(yu) 力量都遠比農(nong) 民強大。倘若人大代表更有代表性，農(nong) 民在政治上的力量得到加強，則他們(men) 的訴求必然也將進一步得到重視，其利益也更有實現的可能。

　　中長期的價(jia) 值觀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十七大前後這樣的時段得到奠定呢？首先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已經發生了若幹重大的變化：

　　一是，龐大的大學生群體(ti) 。我1982年畢業(ye) 時，整個(ge) 社會(hui) 的大學生（包括老先生）也就是六百萬(wan) 左右，現在則是七八千萬(wan) ，每年還有五六百萬(wan) 大學生畢業(ye) 。這個(ge) 群體(ti) 不僅(jin) 是社會(hui) 最活躍的——最有能力閱讀、理解、參與(yu) 、表達——而且這個(ge) 群體(ti) 連續的大規模擴充刷新了整個(ge) 社會(hui) 基礎。盡管他們(men) 可能在學校裏隻關(guan) 心自我，可是隻要一進入社會(hui) ，就發現不得不關(guan) 心別人。隨著他們(men) 的成長，一些表達能力強、思考能力強的人，就慢慢成為(wei) 意見領袖。他們(men) 的出現，提升了整個(ge) 社會(hui) 對時代的理解和思考能力，提高了社會(hui) 參與(yu) 的熱情與(yu) 積極性。

　　其次，新媒體(ti) 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互聯網等新媒體(ti) 給了整個(ge) 中國一個(ge) 非常巨大的機會(hui) 。

　　最後，社會(hui) 運轉的規律也到了這樣一個(ge) 時候。有一種規律叫做物極必反。假冒偽(wei) 劣、貪汙受賄也是這樣，把官場、商場都弄汙了，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解決(jue) 起來也就眾(zhong) 望所歸了，容易了。上世紀80年代曾經大張旗鼓搞政治改革，但那時候的社會(hui) 條件還不足，邁不開步子。而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yi) 甚至自由、平等，中國人的理念，正在跟全球的普世價(jia) 值融合。加入WTO是這一過程中的關(guan) 鍵，入世後我們(men) 從(cong) 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市場延伸為(wei) 成套引進規則——包括人權規則、環保規則等——而這些規則的背後深植著普世的價(jia) 值體(ti) 係，當然這個(ge) 價(jia) 值體(ti) 係也因為(wei) 中國的加入而得到了豐(feng) 富和完善，像中國傳(chuan) 統的真正的好東(dong) 西正是在這種融入中得到挖掘，這在計劃經濟體(ti) 製下不僅(jin) 被忽略而且被摧殘。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有著鮮明的個(ge) 性：沒人像中國這麽(me) 艱難，經曆過這麽(me) 多代人的痛苦，從(cong) 領導者到普通民眾(zhong) ，很多人都為(wei) 此做出了犧牲。即使到現在發展這麽(me) 快，還有很多人感到很痛苦。十七大奠定了中長期價(jia) 值觀的基本框架，但能否在全社會(hui) 紮根，必然會(hui) 經曆漫長的潛移默化的過程。具體(ti) 到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地探索和豐(feng) 富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道路。至於(yu) 以前馬克思說過什麽(me) 話跟我們(men) 不一樣，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大多數人的意願通過一種機製反映出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一個(ge) 不斷摸索的進程，所謂的“中國特色”就集中體(ti) 現在這種不斷摸索中。

　　三、中國下一步改革的中心是政府的自身改革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變革的中心已經轉為(wei) 政府的自身改革和轉型，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主線是企業(ye) 改革。當今中國，表象巨變，深層難撼。經濟一馬當先，其餘(yu) 諸多滯後。整體(ti) 現代化是趨勢必然，杠杆在哪裏，牽引在何方？政府的現代化是中心，它將波及教育、科技、文化、社會(hui) 等方方麵麵。

　　當我們(men) 有一種理念，有一種激情的時候，我們(men) 常常能自己轉變，去進行變革。但是當轉變之後，當越來越多的牟利格局湧現之時，能不能自己改變自己：削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政府難免困惑。那麽(me) ，政府轉型的動力在哪裏？

　　30年以經濟為(wei) 中心的改革與(yu) 發展，實際上也在相當程度上培育了中國繼續變革而且是更廣範圍更深層次變革的動力。尤其是進入21世紀前後這些年，經濟改革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帶有各式各樣新鮮氣息、理念的雨露被接受。從(cong) 規則上是WTO的規則，和老百姓最近的還有一個(ge) 足球規則。從(cong) 執政黨(dang) 來說，也有了與(yu) 時俱進的跡象：比如，與(yu) 國際社會(hui) 更加積極合作的跡象，不但在WTO、反恐、人權這些問題上都取得了積極的進步，而且執政黨(dang) 的理念也越來越強調執政為(wei) 民、以法治國。在政府治理方麵，也在慢慢地接受法製國家、公民社會(hui) 、責任政府。

　　中國有大道理，也有中道理，還有小道理，還有微道理。理念和規則在中國30年的變革中都是大道理，它的轉變會(hui) 發生持久性、廣泛性的影響。每次重大變革的推進，都是大道理發生變化，帶動中道理、小道理、微道理，這或許與(yu) 中國由上而下的文化或社會(hui) 結構相關(guan) 。像鄧小平的南巡，提出不要問姓資還是姓社，所以有了狂飆突進的市場化躍進。改革開放，是我國30年進程中的大道理，它引領和推動了我國社會(hui) 結構利益多元化的大變遷。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個(ge) 大道理的內(nei) 涵和外延並非靜止而是持續變化著的，它的作用之一是為(wei) 多元力量的培養(yang) 和創造提供了多方麵的條件。

　　當然，我們(men) 也看到，30年來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比如在經濟、外貿、消費等方麵——但是同時也有一種憂慮，覺得存在著多方麵的問題，有的已經形成了危機。中國因為(wei) 太大，也是太不平衡，所以對有些比較大的問題常常不是在萌芽狀態，而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且到了物極必反非解決(jue) 不可的時候才開始解決(jue) 。比如說，打倒“四人幫”，才轉為(wei) 改革開放，那時左傾(qing) 已經搞了多年，再也沒有人留戀那樣的錯誤和道路了。農(nong) 村問題、弱勢群體(ti) 問題也是，這幾年最高領導在解決(jue) 農(nong) 民的問題、弱勢群體(ti) 的問題上有了比較大的突破，得到方方麵麵的認可，因為(wei) 農(nong) 村的問題已經積累了十年以上——農(nong) 村不穩定日益凸顯，農(nong) 產(chan) 品供給出現問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時機成熟了。那麽(me) ，對於(yu) 中國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怎麽(me) 能夠解決(jue) 得更好一點？我覺得有一點是可以關(guan) 注的，就是既然社會(hui) 已經出現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結構、新的理念，各方可以通過建設性的溝通，來促進決(jue) 策，來促進政府轉型。

　　說到各方建設性的溝通，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官產(chan) 學媒的合作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政界、媒體(ti) 界、學術界之間尤其是後兩(liang) 者之間有了越來越多的更深刻的討論，增強了共識和良性合作——常常是促進我國發生變革的重要力量。在一個(ge) 多元社會(hui) ，對重大問題的共識，是特別寶貴的建設性因素，共識之下推動決(jue) 策、推動轉型將更積極更有效。因此，政府如果對決(jue) 策、對社會(hui) 的表達和參與(yu) 能給予更多的空間和彈性，必將促進各方的良性互動，從(cong) 而也促使政府下決(jue) 心推進自身改革，去解決(jue) 一些問題。 （原題為(wei) 《十七大奠定了中長期社會(hui) 價(jia) 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