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和股市的非理性震蕩，外界唱衰中國經濟之聲不絕於(yu) 耳，更有海外經濟學家稱，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模式」正麵臨(lin) 著嚴(yan) 峻的挑戰，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形勢。接受本報采訪的專(zhuan) 家表示，事實上中國並不存在一個(ge) 淩駕於(yu) 普遍經濟規律之上的「中國模式」。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亦隻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結果。西方國家曾經擁有過的高速增長經驗，值得當下的中國借鑒。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中國模式要宣告失敗了嗎？

 

　　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教授、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特約研究員王占陽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事實上，中國並不存在一個(ge) 可以淩駕於(yu) 普遍經濟規律之上的「中國模式」。從(cong) 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為(wei) 止，三十年間，中國經濟都處在過渡狀態。把經濟發展某個(ge) 階段的狀態稱為(wei) 一種模式，將其固定下來，這是不妥當的。每一個(ge) 過渡階段都會(hui) 被未來的演變所取代，其結果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在王占陽看來，既然不存在中國模式，自然也不存在中國模式是否失敗的問題。現今中國的問題是能否通過深化改革，為(wei) 未來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改革遲滯 高增長放緩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撰文稱中國模式已走到盡頭。不過，他在近日的采訪中亦表示，雖然短期內(nei) 中國經濟有「硬著陸」的風險，但長期來看他看好中國經濟。他認為(wei) ，中國的城鎮化還在進行，如果細數，有很多值得關(guan) 注的領域：比如隨著城市化進程，可以創造出更多服務業(ye) 的新領域；環境投資也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有關(guan) 公共消費、健康和教育方麵也存在大量機會(hui) ；當然還有創新領域，創建一家創新型公司並不需要大量的資金撬動，這和今天西方所做的事情一樣。但問題在於(yu) 對時機的把握，需要在舊的領域出現衰退時，讓新的增長機會(hui) 及時補充進來。長期而言，馬丁·沃爾夫看好中國經濟。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如何讓新舊領域得以及時對接，是一項非常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也需要時間才能實現。

 

　　在2008年底，中國正在遭受經濟危機。王占陽說，當時他預言，如果中國的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中國經濟還能按照8％至9％的速度高速發展三十年。他的理由，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仍然很大。他認為(wei)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yu) 發達國家不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微弱補充型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的正常速度是1％至2％左右，如果連續多年處於(yu) 4％以上，那就意味著出現了很大的經濟泡沫了，隨後到來的就是大危機。而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非常之大，雖然一線城市和省會(hui) 城市在外貌上與(yu) 發達國家相近，但實際上無論是在這些大城市的內(nei) 部，還是全國城鄉(xiang) 之間、東(dong) 西部之間，我們(men) 看到的發展差距都是非常巨大的。無論是從(cong) 人群上看（比如還有2億(yi) 貧因人口）還是從(cong) 地域上看，中國都還遠未達到現代化標準。在這種巨大的發展空間之下，中國經濟繼續實現長時間的高速增長，應該說是有可能的。

 

　　那麽(me) ，為(wei) 何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開始下滑了呢？王占陽認為(wei) ，這是因為(wei) 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嚴(yan) 重問題。中國加入WTO以後，市場化改革不僅(jin) 在很多領域出現了停滯，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倒退。比如，宏觀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伸進了更多的領域。利率市場化，這是鄧小平在80年代就提出的改革任務，至今仍未完成。產(chan) 權製度改革、所有製改革等等，都因各種原因未能有效推進。鄧時代的改革是國退民進，後來卻出現了國進民退，國企所占比重過大，民企受到的限製太多，嚴(yan) 重地窒息了經濟活力。諸如此類的各種問題最終造成的巨大問題，就是市場活力不足，市場空間也太小。市場化改革很重要，分配製度改革也應是重中之重。

 

　　分配製度改革決(jue) 心不夠

 

　　市場活力不足，體(ti) 現在很多方麵，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民營企業(ye) 處境艱難。近年來，民營企業(ye) 處境艱難的一大標誌就是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王占陽認為(wei) ，在上屆政府執政時期，麵對分配不公的輿論壓力，采取的對策出現了失誤。政府把改善民生的壓力推給了民營企業(ye) ，造成了職工工資大幅上漲，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王占陽在當時的一些會(hui) 議上提到過這一問題，他認為(wei) 這樣做是危險的。他表示，要達到改善民生的目標，應該主要由政府增加公共福利，而不是主要要求企業(ye) 漲工資。例如，政府解決(jue) 一個(ge) 農(nong) 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就是幫助這個(ge) 農(nong) 民工家庭化解了一個(ge) 很大的負擔，事實上相當於(yu) 給這個(ge) 農(nong) 民工漲了工資，而對於(yu) 企業(ye) 來說，人力成本的壓力並未增加。王占陽說，以北歐、瑞典為(wei) 例，很多人以為(wei) 北歐的福利政策養(yang) 了一堆懶人，其實不然。瑞典的企業(ye) 競爭(zheng) 力是全球一流的，雖然瑞典的福利高，但是他們(men) 的工資比較低。相比美國，瑞典工資低很多，結果就是企業(ye) 的人力成本相對較低，企業(ye) 的活力和競爭(zheng) 力也就相當高。這是一個(ge) 比較健康的經濟模式，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又減輕了企業(ye) 負擔。反觀中國，政府不太願意在財政上給民眾(zhong) 增加福利，把責任推給了民營企業(ye) ，著力要求民企給員工漲工資，而人力成本的過快上漲又快速地削弱了中國企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結果使許多企業(ye) 陷入慘淡經營的狀態或破產(chan) 了，職工收入也無法繼續增長或者下滑了。

 

　　王占陽認為(wei) ，企業(ye) 競爭(zheng) 力有兩(liang) 種因素，一是低成本，二是高科技。當高科技一時難以達到時，政府應該注意維持低成本這一競爭(zheng) 優(you) 勢，為(wei) 培育技術競爭(zheng) 力爭(zheng) 取時間。待到高科技競爭(zheng) 力上來後，再較大幅度地推高員工工資。這就能為(wei) 兩(liang) 種競爭(zheng) 力提供一個(ge) 良好的銜接，使高速增長得以持續。我國在技術競爭(zheng) 力尚未發展起來的情況下就匆忙地推高了人力成本，這導致了我國許多企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迅速下降。目前我國許多企業(ye) 都處在既無低成本優(you) 勢、又無高科技優(you) 勢的青黃不接的尷尬狀態，處境很艱難。可以說，急於(yu) 推動民企過快地增加員工工資，這是政府決(jue) 策中的一個(ge) 非常大的失誤。沒有下決(jue) 心著重從(cong) 財政收支上增加民眾(zhong) 福利（包括減少稅費和增加福利支出，同時減少其他開支），分配改革方案搞了八年才在謝幕前匆忙出台，這表明了政府在分配改革方麵的力度太小，缺乏決(jue) 心。

 

　　破經濟因局，擴大內(nei) 需是關(guan) 鍵

 

　　王占陽認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ge) 階段，擴大內(nei) 需是最關(guan) 鍵的。擴大內(nei) 需，最關(guan) 鍵的又是調整非常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收入差距過大，中低收入群體(ti) 本應得到的收入沒有得到，這是導致國內(nei) 市場相對狹小的主要原因。市場經濟缺乏市場，怎麽(me) 可能發展起來呢？

 

　　王占陽說，早在2008年和2009年時，他就表示，擴大內(nei) 需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在西方經濟已經普遍進入「微弱補充型經濟增長」階段的情況下，再指望依靠西方經濟繁榮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已經是非常不切實際的了。西方經濟一般已經不會(hui) 再有繁榮了，經濟繁榮實質上是發展中國家特有的現象。所謂「繁榮」是指經濟增長率超過4％的狀態，這要以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為(wei) 前提。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已基本飽和了，所以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會(hui) 出現「繁榮」的，即使出現了，一般也是短期現象。如果某個(ge) 西方國家出現了較長期的經濟繁榮，那就意味著它已出現了大量的經濟泡沫，隨後就會(hui) 出現大危機。國際金融危機多年之後，有些人士仍然希望西方出現經濟繁榮以拉動中國經濟，不知道包括“繁榮”的「經濟周期」已經被「經濟飽和」終結了。這顯然是一種教條主義(yi) 的思想狀態。

 

　　他認為(wei) ，在外需不能繼續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隻能依靠擴大內(nei) 需。要擴大內(nei) 需就要大幅度地改變收入差距過大的利益格局。這種改變不僅(jin) 需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的重大改革，而且還特別需要權利、機會(hui) 、市場機製、所有製結構、產(chan) 權結構、土地製度等多方麵的重大改革。這種改革的最後的綜合效果就是利益格局的重大改變。如果改得好，國內(nei) 市場就會(hui) 大幅擴大，持續較快的經濟發展也就有保障了。在這方麵，西方一些成功經驗很值得現在的中國借鑒。

 

　　西方經驗值得借鑒

 

　　在借鑒西方經驗方麵，王占陽表示，二戰之前，如果將西方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看待，當時的格局是，內(nei) 部市場占30％，外部市場占70％。二戰後，一方麵，國際反帝、反殖浪潮洶湧，殖民地、半殖民地紛紛獨立；另一方麵，歐美日內(nei) 部的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進步思潮和實踐，以及適於(yu) 大眾(zhong) 消費的科技和工業(ye) ，又都獲得了蓬勃發展。結果西方就從(cong) 外部市場占70％轉變為(wei) 了內(nei) 部市場占70％，仍是三七開，但完全顛倒了。在這種格局中，雖然外部市場的比重大幅下降了，但內(nei) 部市場更得到了大幅擴張，內(nei) 外市場的總規模實際是大幅擴大了，從(cong) 而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內(nei) 部市場的主要消費者是普通公民，內(nei) 部市場大幅擴張意味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樣，從(cong) 195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國家經曆了大約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最終成為(wei) 了高度中產(chan) 階級化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也達到了基本飽和狀態。西方二戰後的這段經濟發展期，特別值得中國參照和借鑒，因為(wei) 中國現在也處於(yu) 這種發展階段。但因中、西方進入這種發展階段的起點很不一樣，西方起點高，中國起點低，所以，即使充分、合理地借鑒了西方成功經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間也會(hui) 比西方國家長久得多。在目前的基礎上，即使改革搞得好，我國也還需要和可能再實現大約30年的高速增長，才能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

 

　　他認為(wei) ，目前中國經濟所遇到的問題與(yu) 二戰後西方經濟高速發展階段遇到的問題，具有很大的同一性。如國企所占比重，那時西方國家的國企比重也比較高，意大利到70年代已經超過一半。後來刮起了國企改革風潮，過高的國企比例被降下來了，經濟也就恢複了活力。不過，從(cong) 大的方麵來看，我國做的不如當年的西方國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利益格局太複雜，特殊利益集團太強勢，體(ti) 製機製難以理順，發展潛能也就難以釋放，發展效能也比較差。

 

　　目前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大問題是，現存體(ti) 製下的高速度（年均增長5％以上就是高速度了）已不可持續。關(guan) 鍵在於(yu) ，一方麵，一些帶來高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被過早地中斷了，如低成本優(you) 勢；另一方麵，一些新的關(guan) 鍵因素的成長又沒有跟上，比如新的製度供給嚴(yan) 重不足，國內(nei) 市場遠未實現應有的擴大，科技實力和競爭(zheng) 力來不及提高等等。這些都是能用一般規律解釋的。

 

　　王占陽表示，西方戰後社會(hui) 保障製度大發展，工資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基礎上水漲船高，民用科技和工業(ye) 的使諸多奢侈品成為(wei) 了大眾(zhong) 消費品，再加上金融製度等方麵的進步，這些都使其內(nei) 部市場得到了大幅擴展，而公眾(zhong) 物質、精神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又使勞動力素質大幅度提高，這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發展。在這些條件之下，西方經濟得以實現了首先依靠內(nei) 需的持續高速發展，直至發展到作為(wei) 現代化標誌的高額大眾(zhong) 消費階段才自然減速。經濟發展首先有世界性的普遍規律，然後才是各國的特殊性。不要以為(wei) 中國擁有超越人類基本經濟發展規律的模式，要記住基本的經濟規律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