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撥亂(luan) 反正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一種“左”傾(qing) 思潮，這就是一些人越來越把他們(men) 所肯定的“中國特色”理解為(wei) 了與(yu) 世界不同，以至於(yu) 凡是其他國家的文明和文化，凡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規律和原則，隻要是與(yu) 中國的現狀不同的，都越來越多地遭到了排斥和否定；凡是中國所特有的，也無論其良莠，都被盡可能地冠以“中國特色”的光環，給予了越來越多的辯護和肯定。雖然這種社會(hui) 思潮還沒有發展到要退回到最具“中國特色”的中國古代社會(hui) 去，但它顯然已經很嚴(yan) 重了。

 

　　在這種“中國特色”與(yu) “世界一般”的兩(liang) 極對立中，中國道路實際已被重新界定為(wei) 了閉關(guan) 自守、固步自封、因循守舊、複辟倒退的老路。這就必然會(hui) 使改革開放日益陷入停滯和倒退，使我國的路越走越歪、越走越窄，直至陷入絕境。這也必然會(hui) 使“中國特色”越來越成為(wei) 公眾(zhong) 輿論中的貶義(yi) 詞，越來越失去民意的理解和支持。這種思潮和傾(qing) 向顯然是很危險的。這就不能不使我們(men) 重新想起鄧小平同誌的話：“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國的“左”實際就是右，也就是形左實右，就是保守、僵化和倒退，所以必須加引號，以示其為(wei) 假左。

 

　　實際上，當1982年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時，它是一個(ge) 極具進取心和革命性的命題，也是一個(ge) 逐步實現全麵、徹底的改革開放的偉(wei) 大旗幟。與(yu) 之相比，上述把“中國特色”與(yu) 世界普遍規律和原則對立起來、與(yu) 改革開放對立起來的“左”傾(qing) 觀點，如果不是故意曲解的話，至少也是對於(yu) 鄧小平理論的徹底誤讀。

 

　　令人深感慶幸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對此給予了有力的撥亂(luan) 反正。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會(hui) 上指出：黨(dang) 領導的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men) 黨(dang) 最鮮明的旗幟。”這是全會(hui) 對於(yu) “什麽(me) 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最核心、最有力的回答，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理論靈魂，是需要我們(men) 特別加以注意和理解的。

 

　　二、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

 

　　在“中國特色”與(yu) “世界一般”的問題上，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文件提出和表達了一係列至關(guan) 重要的基本理念。其中首要的、居於(yu) 靈魂地位的，就是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

 

　　究竟什麽(me) 是改革開放？三中全會(hui) 的定義(yi) 是：“改革開放是黨(dang)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wei) 大革命”。這裏包括了兩(liang) 個(ge) 最關(guan) 鍵的因素：一是黨(dang) 的領導，二是新的偉(wei) 大革命。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否定了黨(dang) 的領導，那就不是改革了，而是某種激進了。如果否定了改革開放是“新的偉(wei) 大革命”，把它降格為(wei) 修修補補的改良或小改革，那也是在實質上否定了改革開放之本身。如果把這個(ge) “新的偉(wei) 大革命”若明若暗地置於(yu) 過去完成時或現在完成時，而不是繼續將其置於(yu) 現在進行時和將來進行時，也就是將現在和將來的改革降格為(wei) 修修補補的改良，那也是在實質上否定了現在和未來的改革開放之本身。所以，理解“改革開放”，首先必須緊緊地抓住這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點。

 

　　在這一定義(yi) 的基礎上，全會(hui) 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這一論斷非常重要。究竟什麽(me) 是“中國特色”？這就是最具關(guan) 鍵性的回答。

 

　　首先，毋庸置疑，既然改革開放是“新的偉(wei) 大革命”，既然“偉(wei) 大革命”總是大幅度的除舊布新，既然除舊布新就是對於(yu) 現狀中不合時宜的舊事物采取否定性的態度和行動，既然這就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那麽(me) ，在這一本來意義(yi) 上的、也是褒義(yi) 的“中國特色”之中，當然是沒有那些中國特有的社會(hui) 弊端的位置的，也是不能容許把這些特有弊端美化為(wei) “中國特色”的。作為(wei) 新的偉(wei) 大革命，改革當然不僅(jin) 要革除中國與(yu) 其他國家共有的弊端，而且也要革除中國特有的弊端，而不是把中國特有的弊端作為(wei) 褒義(yi) 的“中國特色”供奉起來。在黨(dang) 的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逐步革除所有這些弊端，從(cong) 而大踏步地實現社會(hui) 進步，這才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

 

　　其次，毋庸置疑，既然對外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重要方麵，既然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融入國際社會(hui) 就要遵循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遵循國際經濟貿易的普遍規則，遵循國際法和人類文明的普遍準則，既然對外開放還包括“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hui) 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鄧小平語）這一重要內(nei) 容，既然是這樣，那麽(me) 真正應有的“中國特色”自然就是在黨(dang) 的領導下逐步融入世界、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而絕不是使擴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停頓下來，更不是使之倒退，重新走上拒斥世界普遍規律和規則、拒斥人類文明成果的老路上去。

 

　　由此可知，全會(hui) 明確了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這就是抓住了“中國特色”的核心，也正是最有力的撥亂(luan) 反正。

 

　　三、隻有依靠改革開放才能解決(jue) 發展中的問題

 

　　為(wei) 什麽(me) 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呢？全會(hui) 的明確回答是：改革開放“是決(jue) 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guan) 鍵抉擇”。

 

　　習(xi) 近平在三中全會(hui) 上的講話中更對此專(zhuan) 門解釋說：過去35年來，我們(men) 之所以能夠取得那麽(me) 大的成就，“靠的就是堅持不懈推進改革開放。”“麵對未來，要破解發展麵臨(lin) 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麵的風險和挑戰，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優(you) 勢，推動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他還特別強調：“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麵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men) 必須通過全麵深化改革，著力解決(jue) 我國發展麵臨(lin) 的一係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就是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men) 黨(dang) 最鮮明的旗幟”的根本理由。

 

　　習(xi) 近平在三中全會(hui) 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深有感觸地指出：“1992年，鄧小平同誌在南方談話中說：‘不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回過頭來看，我們(men) 對鄧小平同誌這番話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們(men) 講，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才能救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馬克思主義(yi) 。”

 

　　實際上，這就是要在新的形勢下繼續堅持和深化鄧小平理論，就是要繼續走依靠改革開放促發展、促和諧、促穩定的正確道路。

 

　　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解決(jue) 所有問題的關(guan) 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 那麽(me) ，發展又靠什麽(me) 呢？他的回答是：“我們(men) 製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在這七十年中，“第一步是靠改革和開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開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開放。” 這就是說，歸根到底，隻有改革開放才是決(jue) 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guan) 鍵。

 

　　鄧小平所說的“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開放”，指的就是2000年實現小康後的發展、即21世紀前半期的發展“更要靠改革和開放”。請注意，鄧小平所說的是“更要靠改革和開放”，而不是“也要靠改革和開放”，更不是“歸根到底靠發展”。

 

　　但是，近年來出現了一種“左”傾(qing) 思潮，這就是，一方麵若明若暗地弱化改革開放，逐步把它降格為(wei) 修修補補、不痛不癢的小改革，而不再是一場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新的偉(wei) 大革命；另一方麵又片麵地強調“發展是解決(jue) 我國所有問題的關(guan) 鍵”，似乎沒有持續不斷的強有力的改革開放也能解決(jue) 發展問題，進而解決(jue) 其他一係列問題。這種仍然打著改革開放旗幟的“左”傾(qing) 思潮，實際是已經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力求使改革開放的巨輪到此停頓。

 

　　顯然，相對於(yu) 這種“左”傾(qing) 思潮來說，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也是一次強有力的撥亂(luan) 反正。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明確了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大幅度地深化了改革開放，不僅(jin) 切實地遵循和實踐了鄧小平理論，而且也在總結了35年來正反兩(liang) 方麵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更加明確的理論判斷和十分堅定有力的政治決(jue) 策。

 

　　四、高度重視具有現代性的製度建設

 

　　改革開放實際首先是一種製度建設的過程。那麽(me) ，這種製度建設的方向究竟應當是怎樣的呢？是像蘇聯模式那樣，關(guan) 起門來完全另搞一套，或者是搞“有中國特色的蘇聯模式”呢？還是像鄧小平所主張的那樣，否定蘇聯模式，“麵向世界，麵向現代化，麵向未來”呢？答案當然是後者。

 

　　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看，製度建設的首要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現代生產(chan) 力所要求的製度必然是現代製度。現代製度都是首先具有共同的現代性的製度，其次才是又有差異的製度。這對高度認同生產(chan) 力決(jue) 定論的鄧小平來說，完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從(cong) 改革開放初期起，通過改革開放推進具有現代性的製度建設，就已是改革開放的題中應有之義(yi) 了。鄧小平提出搞市場經濟、混合經濟、開放型經濟，將來還要實行普選製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隻是，受當時經濟社會(hui) 發展階段和改革開放階段的限製，這種現代製度建設還是處於(yu) 艱難的起步階段。

 

　　曆史發展到今天，通過全麵深化改革開放大幅推進現代製度建設，已經成為(wei) 了迫切的現實需要。在這種新形勢下，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不負眾(zhong) 望，沿著鄧小平等老一輩改革家開辟的正確航向，明確要求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實現一係列的現代製度建設，其中包含的內(nei) 容不僅(jin) 空前豐(feng) 富，而且很有新意，份量也很重。

 

　　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中明確的現代製度建設目標包括：“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現代市場體(ti) 係、宏觀調控體(ti) 係、開放型經濟體(ti) 係”；“現代產(chan) 權製度”，“現代企業(ye) 製度”，“現代生產(chan) 要素和經營模式”；“現代財政製度”；“現代文化市場體(ti) 係”，“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ti) 係”，“現代職業(ye) 教育體(ti) 係”；“現代軍(jun) 事力量體(ti) 係”等等。

 

　　除這些直接使用了“現代”一詞的製度建設目標外，《決(jue) 定》中還有大量的製度建設目標，實際也都是現代製度建設目標。比如“公有製經濟財產(chan) 權不可侵犯，非公有製經濟財產(chan) 權同樣不可侵犯”；“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chan) 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利率市場化”；“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製度”；“建立係統完整的生態文明製度體(ti) 係”；“把權力關(guan) 進製度籠子”；“推進決(jue) 策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健全嚴(yan) 格的財務預算、核準和審計製度”；“建設廉潔政治”；“建設法治中國”；憲法“具有最高權威”，“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製和程序”，“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wei) 都必須予以追究”；“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製度”；“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製約機製”；“完善人權司法保障製度”；“發揮律師在依法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麵的重要作用”；“完善行政執法程序，規範執法自由裁量權”，全麵落實行“執法經費由財政保障製度”等等，實際也都是公認的現代製度建設目標。

 

　　由此可見，三中全會(hui) 高度重視具有現代性的製度建設。這種現代性首先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而不是中國特有的。這些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現代製度極為(wei) 重要；隻有通過改革開放建立起這些和更多的現代製度來，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但在中國的條件下，這些現代製度的具體(ti) 實現形式又必然是具有某些中國特色的，而不可能是跟其他國家雷同的。特別是，在中國的條件下，這些現代製度又是必須通過黨(dang) 領導的改革開放才能順利建立的，而這又是需要某些特殊的製度安排的。

 

　　這就表明，從(cong) 製度建設的角度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wei) 特殊，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wei) 一般。實際上，它既是以某些特殊的製度安排推動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現代製度建設的，又必然會(hui) 使這些現代製度的具體(ti) 實現形式具有某些中國特色。普遍與(yu) 特殊相結合，一般與(yu) 個(ge) 別相結合，這是辯證法的精髓，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最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的曆史必由之路。或者也可以說，這種普遍與(yu) 特殊、一般與(yu) 個(ge) 別相結合，即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改革開放，亦即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現代製度建設，這就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

 

　　五、通過遵循一般規律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還有一大亮點，這就是高度重視一般規律，主張通過遵循一般規律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

 

　　全會(hui) 首次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必須遵循這條規律”。

 

　　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如此直率地強調“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將遵循這條規律置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地位，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三中全會(hui) 的一項最重大的理論突破。

 

　　在這裏，“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被明確地置於(yu) 了首要地位、核心地位，而不是若明若暗的次要地位；“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也不是與(yu) 之相矛盾的，而是隻有首先遵循之才能健全的。實際上，這就是將“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視為(wei) 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首要規律，也就是重新界定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這一點至關(guan) 重要。

 

　　所以，從(cong)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起，“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核心內(nei) 容，就已是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了。

 

　　全會(hui) 《決(jue) 定》說：“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增進人民福祉為(wei) 出發點和落腳點，”實際上，這就是這種市場經濟改革的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之所在。在最一般的意義(yi) 上，社會(hui) 主義(yi) 就是普遍幸福主義(yi) 。所以，“以促進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增進人民福祉為(wei) 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改革，即以逐步實現人民的普遍幸福為(wei) 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市場經濟改革，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經濟改革。

 

　　事實上，隻要像《決(jue) 定》指出的那樣，一方麵遵循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這一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麵以政府解決(jue) 市場失靈問題，這就既能解決(jue) 效率問題，又能解決(jue) 公平問題，因而也就能夠在效率與(yu) 公平的結合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世界性的普遍規律，是走向和實現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的普遍規律。

 

　　實際上，鄧小平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了。他認為(wei) ，搞社會(hui) 主義(yi) 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必須實行市場經濟。隻有實行市場經濟，才能實現生產(chan) 力的大發展。隻有在生產(chan) 力大發展的基礎上和過程中，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hui) 主義(yi) 最大的優(you)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所說的“共同富裕”實際主要指的就是現代中產(chan) 階級化，也就是絕大多數人民都達到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因為(wei) 他說過，中國“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也不可能實現穩定。 51％以上的人先富裕起來了，以至於(yu) 全體(ti) 公民都富裕起來了，這種富裕的主體(ti) 部分不可能是千萬(wan) 富翁、億(yi) 萬(wan) 富翁那種大富，隻能是指大眾(zhong) 的富裕，即現代中產(chan) 階級的富裕，也就是發達國家普通公民的那種富裕。鄧小平在會(hui) 見發達國家來賓時經常講到我國還要多長時間才能達到西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實際講的也是這個(ge) 意思。鄧小平同時認為(wei) ，實現共同富裕，不僅(jin) 要首先尊重經濟規律，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而且還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特別是解決(jue) 市場不能完全解決(jue) 的分配不公問題。對於(yu) 鄧小平來說，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這不是烏(wu) 托邦，而是他在出訪時已經看到過的。鄧小平同時特別強調：“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在中國條件下，沒有黨(dang) 的領導，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就是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所以，在中國的條件下，隻有在黨(dang) 的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一個(ge) 核心內(nei) 涵。

 

　　由此可見，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有關(guan) 論述的理論基礎，實際就是鄧小平理論。以習(xi) 近平為(wei) 首的黨(dang) 中央的一個(ge) 顯著特征，就是特別理解和重視鄧小平理論。習(xi) 近平同誌就任後引用最多的理論論述，就是鄧小平同誌的論述。2013年年初，他曾特別指出：“今年是鄧小平同誌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31個(ge) 年頭了。”“黨(dang) 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wan) ，歸結為(wei) 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 作為(wei) 貫徹十八大精神的至關(guan) 重要的政策性會(hui) 議，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特別突出地體(ti) 現了這一點。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不僅(jin) 得到了有力的堅持和繼承，而且還得到了重要發展。特別是明確提出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尤為(wei) 一個(ge) 重大理論創新。正如全會(hui) 《決(jue) 定》所說：“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但要充分理解鄧小平的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充分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重大理論創新，那也正如全會(hui) 《決(jue) 定》所說：必須“以更大決(jue) 心衝(chong) 破思想觀念的束縛”。隻有“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才能做到“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隻有更加依靠改革和開放，中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王占陽，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教授）

 

　　（原載《黨(dang) 建》2014年第2期，原題《為(wei) 何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這裏發表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