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wu) 坎事件的合理解決(jue) 令人欣慰、令人振奮，更讓人看到了中國憲政民主事業(ye) 的新曙光，特別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設的新曙光。

　　一、烏(wu) 坎事件有其全國性的製度根源，它的合理解決(jue) 也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yi)

　　烏(wu) 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實際是村民自治問題，事件獲得合理解決(jue) 的最大關(guan) 鍵也正是在於(yu) 肯定了通過村民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烏(wu) 坎村村民臨(lin) 時代表理事會(hui) ”的合法性，即對村民自治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雖然這一“臨(lin) 時代表理事會(hui) ”將來肯定會(hui) 為(wei) 正式選舉(ju) 產(chan) 生的村委會(hui) 所取代，村支部將來也會(hui) 重新選舉(ju) 產(chan) 生，但是，如果沒有意外，烏(wu) 坎村的“村民當家做主”肯定就會(hui) 從(cong) 此建立起來了。

　　雖然“烏(wu) 坎轉機”本身還隻是一個(ge) 個(ge) 案，但它同時更對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徹底落實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實現“村民當家做主”具有全國性的示範和先導意義(yi) 。

　　這是因為(wei) ，烏(wu) 坎事件的爆發不僅(jin) 有其特定的具體(ti) 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國性的普遍根源。這種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頗大的程度上沒有得到落實。在許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裏真正當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書(shu) 或村長及其助手。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製約的權力上下勾結、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嚴(yan) 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國範圍內(nei) 導致了大量的群體(ti) 性事件。眾(zhong) 所周知，烏(wu) 坎村事件也是因為(wei) 村支部和村委會(hui) 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發的。

　　不僅(jin) 如此，這種“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嚴(yan) 重侵犯的現象，實際還有其更深刻的製度根源。

　　不難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當幾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來反對村支部和村委會(hui) 時，隻是通過平和的改選就足以解決(jue) 問題了，根本就不可能爆發如此嚴(yan) 重的官民對峙和警民衝(chong) 突。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這種原本屬於(yu) 村民自治範圍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牽涉進來了，形成了那麽(me) 大的風波，以至於(yu) 高層領導都不得不介入呢？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較直接的製度原因來說，之所以會(hui) 形成這種村幹部專(zhuan) 橫、掠奪、村民被迫奮起反抗的對抗局麵，一是因為(wei) 村內(nei) 選舉(ju) 被少數人所操縱，選舉(ju) 是假選舉(ju) ，或者是選舉(ju) 舞弊很嚴(yan) 重，致使“村民當家做主”無以實現，真正實現的隻是“村幹部當家作主”。二是因為(wei) 沒有設計和安排村級分權製衡體(ti) 製，以至於(yu) 每次或真或假的選舉(ju) 產(chan) 生的都是握有不受製約權力的村幹部，他們(men) 在兩(liang) 次換屆選舉(ju) 之間就是村級獨裁者，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這種權力，通過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發財，然後再用這筆不義(yi) 之財向上賄賂地方官員，以謀得其對自己連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對村民實行賄選，以直接實現當選和連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種權錢結合的低投入、高產(chan) 出、可持續的特殊利益的生產(chan) 線，以至於(yu) 相當數量的村幹部和地方官員都對此樂(le) 此不疲。

　　那麽(me) ，我們(men) 再追問：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許多村級選舉(ju) 會(hui) 被少數人所操縱、以至於(yu) 許多地方都是“村幹部當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現象呢？在這裏，除了純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兩(liang) 種深層次的思想原因和體(ti) 製原因。

　　一是沒有解決(jue) 好黨(dang) 的領導與(yu) 村民當家做主的關(guan) 係。在黨(dang) 政不分、以黨(dang) 代政的曆史慣性下，仍然缺乏放手發展基層民主政治、放手落實基層群眾(zhong) 自治製度的思想準備，總是不由自主地想“以黨(dang) 治民”、“以黨(dang) 控民”，想以黨(dang) 的係統直接控製社會(hui) 細胞，控製到村和居委會(hui) ，想以“加強黨(dang) 的領導”為(wei) 名通過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級權力。這就必然會(hui) 與(yu) 村民的自治權發生矛盾和衝(chong) 突，必然會(hui) 出現自上而下地幹預、操控村級選舉(ju) 、破壞村民自治的種種不良現象，必然會(hui) 使村幹部的權力越來越不受製約，從(cong) 而使村級腐敗和地方官員的腐敗問題越來越嚴(yan) 重，使村民與(yu) 嚴(yan) 重腐敗的村幹部和地方官員的矛盾越來越大，使農(nong) 村的（特別是城鄉(xiang) 結合部的）群體(ti) 性事件越來越多、越來越嚴(yan) 重，使原本屬於(yu) 村民自治範圍的問題越來越擴散為(wei) 了官民關(guan) 係、黨(dang) 群關(guan) 係、警民關(guan) 係問題，也使執政黨(dang) 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傷(shang) 害。這次的烏(wu) 坎村事件顯然也是這種思想慣性、體(ti) 製偏差及其普遍邏輯的具體(ti) 產(chan) 物，因而也是全國諸多同類現象中的一個(ge) 具體(ti) 案例。

　　二是兩(liang) 種不受製約的權力相結合必然導致嚴(yan) 重惡果。現在的鄉(xiang) 鎮級和縣級選舉(ju) 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這種形式上的選舉(ju) 之後形成的權力結構又不是分權製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這就使之也成為(wei) 了不受製約的權力。村級權力與(yu) 鄉(xiang) 鎮級、縣級權力緊密相聯，這就很容易出現這兩(liang) 種不受製約的權力上下勾結、相互利用、以權謀私、共同侵犯農(nong) 民利益的現象，特別是在經濟利益較多的城鄉(xiang) 結合部等涉及土地問題的地方，就更是如此。這同時也使縣級以上的不受製約的權力有可能通過縣級和鄉(xiang) 鎮級權力一直連結到村級村權力，從(cong) 而形成一個(ge) 長長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鏈條，而這個(ge) 利益鏈條的基礎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製約的權力體(ti) 係，這個(ge) 利益鏈條所要鯨吞的也主要是農(nong) 民的土地利益。為(wei) 什麽(me) 有些人總想以村支部剝奪農(nong) 民的自治權？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層原因。這就更與(yu) 黨(dang) 的性質和任務背道而馳了。至少在客觀上，剝奪農(nong) 民的自治權最有利於(yu) 特殊利益集團，這是已被無數事實所證明了的。

　　這樣，通過這種或長或短的利益鏈，一方麵，上麵的腐敗官員得以通過腐敗村官從(cong) 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經常是獲得整個(ge) 非法利益的大頭。另一方麵，腐敗村官也得到了黨(dang) 政機關(guan) 中的有關(guan) 腐敗官員的撐腰，從(cong) 而既能“順利當選”、“連選連任”，又能在大多數村民的反對和抗議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續不斷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們(men) 在烏(wu) 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實際也是這種現象。將來事件查清後，更可以具體(ti) 地證明這一點。這就進一步表明，烏(wu) 坎事件是有其全國普遍性的製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國同類事件的一個(ge) 縮影。

　　烏(wu) 坎事件的這些全國普遍性的製度根源可以歸結為(wei) 一點，這就是在一係列的思想偏差、體(ti) 製偏差和體(ti) 製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於(yu) 在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村幹部當家作主、村民被治”的鄉(xiang) 村專(zhuan) 製體(ti) 製；於(yu) 是，“兩(liang) 種不受製約的權力相結合”、共同禍害村民的事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嚴(yan) 重了。

　　由此，廣東(dong) 省委、省政府在對烏(wu) 坎村事件的合理解決(jue) 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幫助村民當家作主，從(cong) 而也開始調整了黨(dang) 的領導與(yu) 村民當家作主的關(guan) 係，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國性的示範意義(yi) 和先導意義(yi) 。雖然這還隻是一個(ge) 開端，但它更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良好開端。它是在危機中打開的整個(ge) 政治體(ti) 製改革的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突破口。由此發展下去，我國的政治體(ti) 製改革就將開始進入新階段。

　　二、農(nong) 民民權意識的覺醒必然導致村民自治的新發展，先進地區的新發展必然預示和引領全國新潮流

　　廣東(dong) 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前沿地區。先進地區曆來都是首先出現發展中的新問題的地區，又都是首先解決(jue) 這種新問題的地區，因而也是開風氣之先和引領曆史潮流的地區。這在世界範圍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這在解決(jue) 新問題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麵是這樣，在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新問題的製度建設方麵也是這樣。這也使烏(wu) 坎事件的合理解決(jue) 具有了全國性的示範意義(yi) 。

　　烏(wu) 坎事件的出現和合理解決(jue) 無疑有其較先進地區的特殊根源，這就是農(nong) 民民權意識的較早覺醒和相對較高的維權能力。

　　我特別注意到了有關(guan) 報道中的下述事實：

　　從(cong) 1970年至今年，烏(wu) 坎村黨(dang) 支部書(shu) 記薛昌已經連任此職長達41年之久。他是烏(wu) 坎村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獨裁者。他在講到村裏的土地問題時就曾公開說過：“我想給誰就給誰，想不給你就別想拿到”。最近幾年來，在村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竟將村裏的幾千畝(mu) （一說上萬(wan) 畝(mu) ）土地陸續販賣出去，賣地所得達7億(yi) 多元，而給村民的補助款隻有550元，其餘(yu) 全被當地官員和村幹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幾位村幹部都蓋起了被村民稱為(wei) “別墅”的二層樓。他也成為(wei) 了一些市府官員的“財神爺”和座上賓。

　　但在過去的四十年裏，烏(wu) 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對於(yu) 這位長命書(shu) 記的路徑依賴。四十歲左右的村民從(cong) 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書(shu) ”。村民們(men) 對這位長命書(shu) 記的貪贓枉法多是默認和容忍。雖然他們(men) 從(cong) 未見過選票的樣子，但村裏卻總會(hui) 貼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連任村支書(shu) 了，其間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聲稱自己以85％的得票率當選人大代表。多年來，村民對此的反應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賺我的錢”。這就默認和縱容了薛昌等村幹部的專(zhuan) 橫與(yu) 貪腐。

　　這正是：有什麽(me) 樣的人民，就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官員。有什麽(me) 樣的村民，就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村幹部。但當人民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覺醒後，一切都會(hui) 發生根本的改變。

　　近幾年來，村民們(men) 越來越意識到村幹部們(men) 正在對村裏的土地玩“監守自盜”的把戲，越來越感覺必須起來去維護自己的權利。

　　直到今年，村民們(men) 才從(cong) 外出打工返鄉(xiang) 的鄉(xiang) 親(qin) 口中、從(cong) 網絡上有關(guan) 民主選舉(ju) 的報道中了解到，原來憲法和法律已經確認了自己選舉(ju) 權和被選舉(ju) 權。進而，他們(men) 又在較為(wei) 先進的大環境中，繼續學習(xi) 和加深了對於(yu) 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換屆選舉(ju) 情況”就成為(wei) 了村民們(men) 的一項主要訴求。

　　由此，在集會(hui) 遊行中就出現了“還我人權”、“反對獨裁”、“開放選舉(ju) ”等橫幅。

　　由此，就出現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維權抗爭(zheng) 。隻是在被激怒的情況下才出現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為(wei) 。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了“烏(wu) 坎村村民臨(lin) 時代表理事會(hui) ”，從(cong) 而真正開始實現了烏(wu) 坎村的“村民當家做主”。

　　由此，整個(ge) 烏(wu) 坎事件才得到了一個(ge) 賴以獲得具有全國普遍意義(yi) 的合理解決(jue) 的基本前提條件。

　　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較高水平的基層民主的發展正是較先進地區首先出現的新事物。

　　雖然現在在較後進地區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經濟社會(hui) 根基顯然不如烏(wu) 坎村所在的廣東(dong) 地區深厚，它所達到的水平也都不如烏(wu) 坎村。

　　烏(wu) 坎村的這種民主發展更多地體(ti) 現了經濟社會(hui) 發展必然導致基層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曆史趨勢，而廣東(dong) 省委、省政府對於(yu) 烏(wu) 坎事件的合理解決(jue) 也順應了這種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實現了重大突破。由此，這種先進地區的官民結合的新變革也就不能不成為(wei) 了我國村民自治建設和整個(ge) 基層民主建設的新曙光。

　　三、“烏(wu) 坎轉機”在我國憲政民主建設中的主要意義(yi)

　　概括地說，這種意義(yi) 至少有三條。

　　一是它再次啟示我們(men) ，正如小崗村實行的承包製是當時解決(jue) 農(nong) 村問題的關(guan) 鍵環節一樣，烏(wu) 坎村實行的“村民當家做主”的基層民主也是解決(jue) 現階段農(nong) 村問題的關(guan) 鍵環節。

　　誠然，麵對群體(ti) 性事件，不再以“對手思維”去解決(jue) ，而是以“認真解決(jue) 好群眾(zhong) 利益問題”的誠懇態度去解決(jue) ，這已是一個(ge) 很大的進步了，確實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國性的重要示範意義(yi) 。但是，既然不合理的製度安排是導致矛盾積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應從(cong) 體(ti) 製改革和製度建設著手解決(jue) 問題。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群體(ti) 性事件，而不是總是不得不去充當疲於(yu) 奔命的救火隊。

　　所以，在廣東(dong) 省合理解決(jue) 烏(wu) 坎事件的各種新型舉(ju) 措中，最根本、最有長遠意義(yi) 和普遍意義(yi) 的舉(ju) 措，就是打破了“必須以村支部為(wei) 中心”的事實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這在實質上已是一項重大的製度創新。這種製度創新的實質也正是徹底實現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無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當家做主”。

　　“村民當家做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在農(nong) 村的具體(ti) 形式，就是農(nong) 村的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製度。這種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製度無疑應在全國範圍內(nei) 徹底推廣。唯有如此，曾經向農(nong) 民承諾的“社會(hui) 主義(yi) 天堂”才能切實降落到人間，當年農(nong) 民群眾(zhong) 為(wei) 中國革命付出的巨大犧牲才能得到應有的報償(chang) ，無數為(wei) 解放人民而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執政黨(dang) 的政治信譽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夠得以恢複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們(men) 才能在農(nong) 村真正有效地構建起和諧社會(hui) ，才能大幅度地減少農(nong) 村地區的群體(ti) 性事件，也才能使黨(dang) 政機關(guan) 恢複其本來應有的秩序與(yu) 安寧。

　　二是它啟示我們(men) ，落實村民自治的關(guan) 鍵在於(yu) 解決(jue) 好黨(dang) 的領導與(yu) 村民自治的關(guan) 係問題，即解決(jue) 好農(nong) 村地區的黨(dang) 的領導與(yu) 人民當家作主的關(guan) 係問題。

　　在這個(ge) 問題上，鄧小平同誌說得好：“我們(men) 的生產(chan) 隊為(wei) 什麽(me) 不搞民主？隊長不合格就淘汰，社員應該有權利，現在有些幹部權力大得很，包辦選舉(ju) ，幾個(ge) 人說了算。所以現在農(nong) 村有霸，出霸王。”（《鄧小平年譜》，第379頁）

　　他更指出：共產(chan) 黨(dang) “是人民群眾(zhong) 在特定的曆史時期為(wei) 完成特定的曆史任務的一種工具。”“確認這個(ge) 關(guan) 於(yu) 黨(dang) 的觀念，就是確認黨(dang) 沒有超乎人民群眾(zhong) 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dang) 沒有向人民群眾(zhong) 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dang) 沒有在人民群眾(zhong) 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7-218頁）

　　他還明確指出：“黨(dang) 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整個(ge) 國家是這樣，各級黨(dang) 的組織也是這樣。”（《鄧小平年譜》第685頁）

　　鄧小平所說的“黨(dang) 政分開”實際還包括了“黨(dang) 與(yu) 群眾(zhong) 團體(ti) 等等之間分權”這個(ge) 重要內(nei) 容。他說：過去“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dang) 同……群眾(zhong) 團體(ti) 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範圍的問題。”他反對“權力過分集中”，主張把那些各級領導機關(guan) “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麵，放在……社會(hui) 單位，讓他們(men) 真正按民主集中製自行處理”，這樣就能使這些事情“可以很好辦”。（《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9、287頁）

　　實際上，鄧小平理論的這些內(nei) 容已經為(wei) 解決(jue) 黨(dang) 的領導與(yu) 村民自治的關(guan) 係問題提供了基本指南，這就是：

　　（1）農(nong) 村應該實行民主選舉(ju) ，實現村民當家作主，杜絕村霸現象。

　　（2）農(nong) 村應該實行村民自治，自行解決(jue) 問題，而不是黨(dang) 去包辦代替，更不是黨(dang) 在農(nong) 民頭上強迫命令、稱王稱霸。

　　（3）黨(dang) 的農(nong) 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村民當家作主。

　　（4）“黨(dang) 委如何領導？應該隻管大事，不能管小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7頁）“黨(dang) 的領導要體(ti) 現在製定和實現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鄧小平年譜》第685頁）

　　這就是說，黨(dang) 對農(nong) 村的領導主要應是上級黨(dang) 委的政治性、宏觀性的領導，而不是以村支部剝奪農(nong) 民的自治權，更不是村支部在農(nong) 民頭上強迫命令、稱王稱霸。村支部不是一級黨(dang) 委，所以沒有“隻管大事”的職責和權力。村裏的大事隻應由村委會(hui) 來負責，而不是村支部包辦代替，這才是黨(dang) 政分開。村支部無權“製定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隻應在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前提下發揮某些“實現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作用，而在這種前提下，它的這種作用實際就是搞好村級黨(dang) 建、支持村民自治、發揮黨(dang) 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雖然那時尚未實行村民自治，但這些重要指導思想實際己經先期提出了。

　　實際上，這也正是從(cong) 革命黨(dang) 轉變為(wei) 執政黨(dang) 的基本思路。革命時期，支部建在村上，支部是村裏的權力中心，確實是革命的需要。但執政之後，整個(ge) 思路就必須轉變了。執政黨(dang) 就是執掌行政權的政黨(dang) 。村權力不是一級政府權力，而是農(nong) 民的自治權。這就使執政黨(dang) 不應通過事實上剝奪農(nong) 民的自治權而直接執掌村權力，而應是支持農(nong) 民充分享有自治權，即支持村民當家做主，即使是在村支部與(yu) 村委會(hui) 的關(guan) 係很和諧、甚至在人員上也基本重合時，也要以村委會(hui) 作為(wei) 村裏的權力中心。黨(dang) 對農(nong) 村的領導要主要應當“體(ti) 現在製定和實現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上”，現在還應當體(ti) 現在領導製定有關(guan) 法律上，其次才是體(ti) 現在農(nong) 村黨(dang) 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上。村黨(dang) 支部的中心工作應當是抓好黨(dang) 的自身建設，以使村裏的黨(dang) 員能夠發揮先鋒模範作用，而不再是象戰爭(zheng) 年代那樣是村裏的權力中心，即村支部不再是村裏的決(jue) 策中心。

　　改革前國企是“黨(dang) 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改革後則就是廠長負責製了。國企尚且如此，小小的村莊何以就不能如此呢？所以在“黨(dang) 政分開”的思路中本來就包含了以“民選村委會(hui) 負責製”取代“村支部負責製”這項重要內(nei) 容。村民自治法

　　徹底實現和保障“村民當家做主”，這是送給農(nong) 民的大禮，也是農(nong) 民的天賦人權，農(nong) 民將會(hui) 因此獲得重大利益和根本利益，再加上新農(nong) 村建設等等，農(nong) 民必然會(hui) 普遍擁護共產(chan) 黨(dang) 。

　　反之，以事實上的“以村支部為(wei) 中心”否定法律上的“以民選村委會(hui) 為(wei) 中心”，或者是以村支部、村委會(hui) 兩(liang) 個(ge) 中心相互扯皮的混亂(luan) 體(ti) 製削弱村委會(hui) 的中心地位，即想方設法以“村黨(dang) 權”否定“村民權”，以“加強黨(dang) 的領導”為(wei) 名否定“村民當家做主”，從(cong) 而處處與(yu) 農(nong) 民作對，不斷侵犯農(nong) 民利益，則就隻能使農(nong) 民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漸行漸遠、離心離德，直至導致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悲劇，而這種過程同時也就是黨(dang) 的領導執政能力不斷受到削弱和下降的過程。所以鄧小平早就指出：不能搞“黨(dang) 去包辦一切、幹預一切”，“幹預太多，搞不好倒會(hui) 削弱黨(dang) 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2頁，《鄧小平年譜》第1126頁）

　　那麽(me) ，如果一些地方的農(nong) 村黨(dang) 員不能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又該怎麽(me) 辦呢？實際上，這跟國企裏的一些黨(dang) 員不能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一樣，是無關(guan) 大局的。農(nong) 民心目中的“黨(dang) ”實際主要是“北京”，而不是身邊的“熟人黨(dang) 員”。隻要“北京”切切實實地給了農(nong) 民以政策性、製度性、公共福利性的大利益，農(nong) 民就會(hui) 說共產(chan) 黨(dang) 好，就會(hui) 跟共產(chan) 黨(dang) 走，也就不可能出“陳勝吳廣”。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某些農(nong) 村黨(dang) 員表現不佳，黨(dang) 也可通過對於(yu) 農(nong) 村的原則性、宏觀性、製度性的領導，確保實現黨(dang) 對農(nong) 村的全國性領導。不僅(jin) 如此，隻要是充分地實現了“村民當家做主”，農(nong) 村黨(dang) 員就不再可能享有不受製約的村權力了，也不再會(hui) 被這種權力所腐蝕了，這對農(nong) 村黨(dang) 建將會(hui) 大有好處，對於(yu) 改善黨(dang) 的整體(ti) 形象也將大有好處。

　　由此，我們(men) 也就可以判明，雖然在烏(wu) 坎事件中，已經腐敗的村支部及其控製的村委會(hui) 徹底解體(ti) 了，村民民主選舉(ju) 產(chan) 生的“村民臨(lin) 時代表理事會(hui) ”隨之成為(wei) 了唯一的權力中心，但廣東(dong) 省委、省政府仍然肯定了它的合法性，並正在與(yu) 之合作解決(jue) 問題，這並不是否定了黨(dang) 對農(nong) 村的領導，而是揚棄了過去在黨(dang) 的領導與(yu) 村民自治的關(guan) 係問題上自相矛盾、進退失據的模糊思路，不再將村支部不是村權力中心視為(wei) 否定黨(dang) 的領導了，從(cong) 而從(cong) 根本上肯定和支持了村民當家做主，即以麵對人民要求、麵對現實的改革精神，很好地踐行了“黨(dang) 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指導思想，從(cong) 而一舉(ju) 扭轉了緊張危局，並開辟了基層民主改革的新航路。

　　當然，這並不是說以後就不要村支部了。村裏有那麽(me) 多黨(dang) 員，自然要有支部。隻是村裏的權力結構從(cong) 此調整和明確了，村支部與(yu) 村委會(hui) 的關(guan) 係改革了，村民自治的中心地位開始確立了，黨(dang) 的領導與(yu) 與(yu) 村民自治的關(guan) 係也隨之改革了。

　　從(cong) 微觀上看，村支部不再是村權力中心了，但從(cong) 宏觀上看，黨(dang) 的領導卻大大增強了，全國都為(wei) 之振奮！這就正如鄧小平所言：黨(dang) 政分開不是削弱黨(dang) 的領導，而是改善黨(dang) 的領導；隻有改善黨(dang) 的領導，才能加強黨(dang) 的領導。我們(men) 應當從(cong) 這樣的高度看問題，而不是把黨(dang) 的領導蛻變為(wei) 控製人民的維穩工具，不是以此使黨(dang) 和人民對立起來，也不是仍然固守“革命黨(dang) ”的舊思維。這才是走向光明的正確道路。

　　當然，這種徹底落實村民自治的新改革目前還隻是剛剛開始，與(yu) 之配套的村民自治權的分權製衡體(ti) 製也仍有待於(yu) 繼續創新（有些地方已有這種創新）。這種新改革的發展、完善和推廣還需要一個(ge) 相當長的發展過程。

　　在這種過程中，我們(men) 也還需要通過修訂《村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或製定《村民自治法》來進一步地確立、發展和保障村民自治，特別是不能再自相矛盾地規定村支部“領導村民委員會(hui) 行使職權”了，同時應在法律上把村民代表會(hui) 議作為(wei) 製約村委會(hui) 的獨立機構的普遍製度固定下來，並使村代會(hui) 與(yu) 村委會(hui) 的任期錯開，還應明文規定禁止任何程度不同地侵犯和削弱農(nong) 民自治權、政俯包辦代替和把村委會(hui) 變成一級政府的錯誤做法（如村財鄉(xiang) 管、村幹部工資製、村幹部提拔為(wei) 鄉(xiang) 幹部、大學生“村官”、下派幹部等等），以從(cong) 各個(ge) 角度使之真正成為(wei) 一部徹底實現和保障村民自治的完備良法。

　　與(yu) 此同時，我們(men) 還應根據前述鄧小平關(guan) 於(yu) 黨(dang) 政分開、村民自治的重要論述，根據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的根本原則，根據憲法第111條關(guan) 於(yu) “村民委員會(hui) 是基層群眾(zhong) 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hui) 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ju) ”的規定，根據《村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關(guan) 於(yu) “村民委員會(hui) 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zhong) 性自治組織”的規定，重新修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農(nong) 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不再在作出與(yu) 所有這些原則和規定都相矛盾的諸如村支部是“農(nong) 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領導和推進村級民主選舉(ju) ”，“領導村民委員會(hui) 、村集體(ti) 經濟組織”，“討論決(jue) 定本村經濟建設和社會(hui) 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等規定，與(yu) 明確取消“黨(dang) 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一樣，也明確取消“村支部領導下的村委會(hui) 體(ti) 製”，並參照體(ti) 現了黨(dang) 政分開原則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全民所有製工業(ye) 企業(ye) 基層組織工作條例》（1986年）中關(guan) 於(yu) “企業(ye) 黨(dang) 委應當積極支持廠長行使經營管理決(jue) 策和統一指揮生產(chan) 活動的職權”，“保證廠長負責製的實施，推動和促進生產(chan) 經營和各項任務的完成”的規定，也對村支部的相當於(yu) 企業(ye) 黨(dang) 委、機關(guan) 黨(dang) 委的地位和職責做出明確的規定，即以黨(dang) 內(nei) 製度進一步地支持、確立和保障村民自治。而從(cong) 宏觀上來看，這才是真正的領導和支持村民自治。

　　毋庸置疑，雖然未來的道路仍將有種種艱難險阻，但隻要沿著這種“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yu) 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改革之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那就一定能夠迎來光明的未來。否則，如果改革進程又中斷了，那就隻能使各級黨(dang) 政機關(guan) 最後統統變成救火隊，以至於(yu) 最後的燎原大火誰都撲不滅。

　　三是烏(wu) 坎事件啟示我們(men) ，保障村民自治急需一個(ge) 隔離帶，這就是經過了民主改革的縣鄉(xiang) 級政權，特別是縣級政權。有了這個(ge) 隔離帶，相對弱勢的村民自治就不再會(hui) 受到的不受製約的強勢政權的嚴(yan) 重侵害、扭曲和破壞了，從(cong) 村民自治到縣級民主政治的整個(ge) 基層民主體(ti) 係也就建立起來，大半個(ge) 中國就會(hui) 開始進入民主和諧的新時代，中國的基礎也就會(hui) 隨之穩固了。而且我相信，如果比較順利的話，再有1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即可通過積極、穩妥、有力的政治改革，而較快地實現這一偉(wei) 大的曆史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