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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看執政黨理論創新

發稿時間:2016-09-29 10:28:40   作者:王占陽

   [本文是筆者在“八二七會(hui) 議”上的發言整理稿。原以《頂層理論創新才能應對時代挑戰》為(wei) 題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發表( )。後又以《從(cong)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看執政黨(dang) 理論創新》為(wei) 題在《天大研究》及其網站上發表(https://www.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188_1.html),並略有修改補充。與(yu) 本文密切相關(guan) 的是筆者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理論的思想淵源》一文(https://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8363 )。前文對於(yu) 單獨閱讀後文產(chan) 生的疑問和誤解多有回答。至於(yu) 網友們(men) 提出的“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民主主義(yi) ”的異同問題,我認為(wei) 不宜以西人的認識為(wei) 標準,而應根據實事求是的研究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

  ■中國現在急需更高層次的理論才能指導未來,但任何現成的理論又都不夠用,這就需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大框架內(nei) 展開創造性的大綜合,並在綜合的基礎上繼續創新。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能有效應對目前已經非常嚴(yan) 峻的大挑戰。

  一、鄧小平是否肯定三大改造?

  《關(guan) 於(yu) 建國以來黨(dang) 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jue) 議》有其局限性,關(guan) 鍵就是肯定“八大”路線,也就是仍然肯定“三大改造”。但是,根據筆者的考證,這並不是小平同誌的本意。實際上,那時他在心裏已經否定“八大”路線了。小平早在1977年、甚至可能是早在1975年,就已重新肯定“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和否定“三大改造”了,表述方式是把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的起點上溯到1949年。後來這類論述就更多。小平同誌的改革開放最開始的思路就是回到新民主主義(yi) 去,隻是把“新民主主義(yi) ”叫做“社會(hui) 主義(yi) ”,後來又叫做了“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劉少奇更是早在“文革”前就已婉轉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現在非公經濟已占到65%以上,再肯定“三大改造”無疑是倒退。小平所說的“照搬蘇聯模式”實際指的就是“三大改造”,至少在經濟領域是這樣。所以小平南方談話隻講兩(liang) 個(ge) 革命,一個(ge) 是推翻三座大山,一個(ge) 是改革開放,已經把那個(ge) 所謂的“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從(cong) 革命序列中剔出去了。小平的意思是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直接導致社會(hui) 主義(yi) ,《共同綱領》規定的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改革開放就是對於(yu) “三大改造”造成的僵化體(ti) 製的革命。這才是鄧小平理論的本意。現在已應明確這一點,不能再肯定“三大改造”了,否則就會(hui) 後患無窮。

  二、曆史上的兩(liang) 個(ge)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

  筆者經過係統的曆史考證,發現實際有兩(liang) 個(ge)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

  一個(ge) 是延安時期的國共合作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它在建國後修改《毛選》時被刻意掩飾掉了。當時提出“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背景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合作後國民黨(dang) 就向共產(chan) 黨(dang) 提了一個(ge) 問題:我們(men) 是不是現在合作抗戰,戰後再接著打內(nei) 戰?共產(chan) 黨(dang) 回答說:我們(men) 不僅(jin) 現在合作抗戰,而且將來還要合作建國。這就是王明主導的1937年12月會(hui) 議所作出的決(jue) 定。後來毛澤東(dong) 就沿著這個(ge) 思路提出了關(guan) 於(yu) 國共兩(liang) 黨(dang) 合作建國的理論學說,這就是原版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也是最開明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

  二是建國前後提出的第二種“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這種理論論述的已經不是國共合作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而是中共一黨(dang) 執政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了。1946年全麵內(nei) 戰爆發前後,毛澤東(dong) 即開始醞釀這種新理論,到1948年的九月會(hui) 議時,即已初步形成了。它的新內(nei) 容主要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因素主導論”,這是延安時期所沒有的。毛澤東(dong) 據此私下裏認為(wei) 這種社會(hui) 實際已是初級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了,因為(wei) “質為(wei) 主要方麵所規定”,“主要方麵即主導方麵”,所以社會(hui) 主義(yi) 因素為(wei) 主導方麵的社會(hui) 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無需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占多數。但他又說“還是叫做新民主主義(yi) 比較好”,但這實際已是一種策略性的提法了。這時實際也已開始出現“左”的傾(qing) 向了。這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真相。這也表明,毛、鄧都認為(wei) 《共同綱領》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

  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民主性沒有問題,至少在製度設計上沒問題。當時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爭(zheng) 論焦點實際是搞總統製還是搞議會(hui) 製。國民黨(dang) 主張搞總統製,共產(chan) 黨(dang) 主張搞議會(hui) 製。搞總統製就不能搞聯合政府,搞議會(hui) 製才能搞聯合政府,這就是其中的奧妙所在。中共當時設計了一個(ge) “新民主主義(yi) 聯合政府製”。《論聯合政府》中建國後被刪去的一段話解釋了這種製度的內(nei) 涵,這就是:無論是共產(chan) 黨(dang) 成為(wei) 議會(hui) 中的多數黨(dang) 還是成為(wei) 少數黨(dang) ,它都應當參加政府,成為(wei) 聯合政府的一員,因為(wei) 中國離開了代表人民的共產(chan) 黨(dang) 就辦不成事。民主黨(dang) 派當時接受了這種製度設計。當時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標準是共產(chan) 黨(dang) 參加政權,所以毛澤東(dong) 甚至講到過“新民主主義(yi) 的意大利”。聯合政府製與(yu) 自由競選不矛盾,因為(wei) 要進入議會(hui) 和成為(wei) 議會(hui) 多數黨(dang) 就要靠競選。1946年政協會(hui) 後,中共中央曾有內(nei) 部文件表示對於(yu) 贏得競選很有信心,這是當時的心裏話。

  第二種“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當然也講民主,但因在製度設計上沒有解決(jue) 好黨(dang) 的領導與(yu) 人民當家作主的關(guan) 係問題,所以就在實踐中變成了新權威主義(yi) 。劉少奇曾在1951年力主搞好選舉(ju) ,提出“選舉(ju) 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原動力”,但遭到毛澤東(dong) 的嚴(yan) 厲指責,被迫檢討,民主革命也到此中斷。鄧小平後來提出搞政治體(ti) 製改革,逐步實現民主化,實際就是要繼續推進民主革命。但必須解決(jue) 好一黨(dang) 執政與(yu) 自由競選的關(guan) 係問題,否則就會(hui) 寸步難行。

  三、“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精華與(yu) 局限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有哪些精華?

  一是對於(yu) 私有製和資本主義(yi) 毫不避諱,而且肯定得非常充分和明確。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就是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合作社也是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的合作社,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yi) 有一個(ge) 廣大的發展,應當是重點發展民營經濟而不是重點發展國營經濟,應當在這種所有製基礎上發展商品經濟,不應觸動私有製。這個(ge) 說得非常透。

  二是認為(wei) 在私有製和商品經濟的基礎上也可以實現民生幸福,即實現鄧小平後來所說的共同富裕。這就跟《資本論》很不一樣了。《資本論》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必然導致兩(liang) 極分化。毛澤東(dong) 則說我國通過實行勞資合作、勞資兩(liang) 利、扶助中農(nong) 等等政策就能使私有製下的商品經濟導致共同富裕。建國初期他和劉少奇還曾認為(wei) 可以通過稅收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這些都是當時很先進的思想,在國際上也是很先進的思想。這是一個(ge) 很大的理論創新。從(cong) 今天的觀點看,就是提出了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的思想。

  三是延安時期對於(yu) 自由、民主、憲政講得很透徹,是黨(dang) 史上講得最透徹的時期。即使是在一黨(dang) 執政的條件下,這些論述的基本精神也仍然是適用的。鄧小平理論、“三個(ge) 代表”理論等等則在民主論述方麵比延安時期差遠了。這裏當然有環境限製的因素。鄧小平也是從(cong) 延安時期走過來的,而且當時是政委,當然熟悉當時黨(dang) 的民主理論和論述。而且從(cong) 筆者的仔細研究看,鄧小平所設想的政改目標也仍然是最終實現憲政民主,隻是他不便於(yu) 把話說透而已。但他不便說透的話可以由延安時期的毛澤東(dong) 、《解放日報》等等來說透。中共急需恢複自己的民主理念、民主精神、民主傳(chuan) 統和民主形象。此點至關(guan) 重要,足以決(jue) 定生死存亡。延安時期的毛澤東(dong) 思想完全可以在這裏大放光芒。筆者認為(wei) ,有三個(ge) 毛澤東(dong) 思想:延安時期的、西柏坡時期的和“三大改造”及其以後的。在憲政民主問題上,延安時期的毛澤東(dong) 思想最有價(jia) 值。但我們(men) 必須在製度設計上化解黨(dang) 的領導與(yu) 人民當家作主的製度矛盾,這樣才能實現這種繼承。

  四是以階級合作、勞資合作為(wei) 主線,整個(ge) 社會(hui) 都是階級合作的社會(hui) ,並使階級鬥爭(zheng) 限製在保障階級合作的限度內(nei) 。指出勞資雙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對立的。這當然也是一大亮點。

  五是普世價(jia) 值與(yu) 階級社會(hui) 相統一。一方麵承認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仍然是階級社會(hui) ,另一方麵又主張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民主主義(yi) 的新中國”。這裏的關(guan) 鍵是認為(wei)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的四個(ge) 階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就可以實現普世價(jia) 值,而不是隻有到共產(chan) 主義(yi) 階段才能實現普世價(jia) 值。這就超越了傳(chuan) 統的階級價(jia) 值論,也是一大理論亮點。

  四、“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局限性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主要有六種局限性。

  一是對於(yu)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長期性缺乏足夠的認識,理論基礎比較脆弱,策略因素參雜其中。毛以策略性為(wei) 主,劉以理論性為(wei) 主,所以毛轉彎後,毛、劉的分歧就出來了。周、鄧也是以理論性為(wei) 主,在毛轉彎後仍然堅持,結果遭毛嚴(yan) 厲指責,被迫放棄。策略性為(wei) 主是不對的。

  二是誤認為(wei) 蘇聯模式那一套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主張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的前途就是實現蘇聯模式。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三是誤認為(wei) 蘇聯模式蒸蒸日上,“西方資本主義(yi) ”日薄西山,所以現在已是前者取代後者的曆史時代了。這顯然是說反了。

  四是囿於(yu) 傳(chuan) 統的理論概念,仍然認為(wei) 私有製、市場經濟屬於(yu) 資本主義(yi) 範疇,公有製、計劃經濟屬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範疇,又不了解馬克思主義(yi) 關(guan) 於(yu) 普選製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首要政治製度的思想,因而仍然把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視為(wei) 了“資產(chan) 階級民主主義(yi) ”範疇的社會(hui) ,沒有認識到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的人民性本身就已是它的社會(hui) 主義(yi) 方麵了,沒有認識到發達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就是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了,因而也沒有認識到“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實質上已是屬於(yu) “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論”範疇的新理論了。這樣,雖然提出了一套很好的製度設計,卻又不大珍惜它,認為(wei) 蘇聯那一套才是最好的,前途就是照搬蘇聯模式。

  五是雖然已有“新民主主義(yi) 的意大利”這種提法,但並未清醒地看出整個(ge) 西方社會(hui) 的發展方向實際也都是與(yu)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基本主張相一致的,更未能看出這種發展方向的實際就是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的方向。這是導致誤判時代性質和誤導中國未來的一個(ge) 根本原因。

  六是國共破裂後未能在製度設計上解決(jue) 黨(dang) 的領導與(yu) 人民當家作主的關(guan) 係問題,政治上轉向照搬蘇聯模式,致使民主革命中途夭折。

  五、中國急需更高層次的理論創新

  我們(men) 要有一個(ge) 基本判斷,這就是毛澤東(dong) 思想、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yi) 製度論、鄧小平理論等等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所以應當博采眾(zhong) 長,取長補短,而不是厚此薄彼。如果把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精華、鄧小平理論的精華以及國內(nei) 外其他各種理論的精華都盡可能地綜合在一起,把那些模糊的地方盡量說透,把沒說到的地方盡量說到,那就肯定會(hui) 出一個(ge) 好東(dong) 西。

  這種綜合應當有一個(ge) 合適的總框架,這個(ge) 總框架應當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這是鄧小平的權威提法,首先在政治上行得通。

  “社會(hui) 主義(yi) ”這個(ge) 詞比“新民主主義(yi) ”準確,隻是應當明確它的內(nei) 涵是“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新民主主義(yi) ”實際就是“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從(cong) 政治角度看就是“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的內(nei) 涵是:社會(hui) 主義(yi) 現在還是一個(ge) 在建工程,一個(ge) 半拉子工程,而不是已經建成了社會(hui) 主義(yi) 。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不夠格”,也就是“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所說的“新民主主義(yi) 建設階段”的社會(hui) 還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建設”當然包括至關(guan) 重要的製度建設,製度建設就是改革。這就排除了把現在的一切都說成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進而加以固守的保守主義(yi) 。

  “有中國特色的”本來是主要針對蘇聯模式的,其含義(yi) 是“我不搞你蘇聯那一套,我們(men) 中國要另搞一套”。“有中國特色的”邏輯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又有中國特色的。所以“有中國特色的”本質是告別蘇聯那一套,轉向走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同時也要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排除了隻要“中國特色”不要“世界一般”的保守主義(yi) 。

  所以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現在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有本質區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這個(ge) 縮寫(xie) 非常不妥當。它去掉了“建設”二字,否定了“不夠格”這個(ge) 基本判斷,力圖把現在的製度和體(ti) 製都說成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從(cong) 根本上否定了繼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它是保守主義(yi) 的。它把“有中國特色的”縮寫(xie) 為(wei) “中國特色”,排除了“世界一般”的首要性,片麵地誇大了“中國特色”的重要性,似乎隻要是“中國特色”的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這又從(cong) 根本上否定了繼續深入汲取人類現代文明成果的必要性,所以它又是排斥對外開放的保守主義(yi) 。

  鄧小平親(qin) 口說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才是“準確”的提法。不知何方秀才比鄧小平更高明,不經任何理論論證和公開說明,就把這個(ge) 改革主義(yi) 的命題縮寫(xie) 成了保守主義(yi) 的概念了。實際上,這就是當今最大的“修正主義(yi) ”或修歪主義(yi) ,盡管它也可能是出自一個(ge) 技術性的原因。但不理解鄧小平理論仍然是深層原因。如果我們(men) 重新恢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這個(ge) 科學提法,那就有可能把“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論”的理論精華整合於(yu) 其中了,而且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這種綜合。

  當你把所有這些好東(dong) 西集合起來的時候,你就會(hui) 發現他們(men) 的話語係統是不一樣的,理論上也是有矛盾的,並不是可以自然綜合的。那麽(me) ,怎樣才能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呢?這時就需要有創新了。綜合就是創造,而不是簡單的拚盤。這裏需要理論創新、話語創新,也需要製度創新。

  比如,我們(men) 是不是可以考慮以這種方式化解黨(dang) 的領導與(yu) 人民當家作主的製度矛盾:以選舉(ju) 法規定70%的人大席次為(wei) 政黨(dang) 席,專(zhuan) 屬於(yu) 中共和各民主黨(dang) 派;再規定30%的人大席次為(wei) 非政黨(dang) 席,任由公民自由選舉(ju) 。政黨(dang) 成員要成為(wei) 人大代表也要通過黨(dang) 內(nei) 競選和人大競選才能實現。在這種法律製度下,無論怎樣競選,最終中共還是人大中的多數黨(dang) ,因而也就享有立法決(jue) 定權和政府組閣權等多項權力。這就不用怕競選了,因而延安時期的民主思想也就可以複活了,新的綜合和理論創新也就可以實現了。

  總之,中國現在急需更高層次的理論才能指導未來,但任何現成的理論又都不夠用,這就需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大框架內(nei) 展開創造性的大綜合,並在綜合的基礎上繼續創新。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能有效應對目前已經非常嚴(yan) 峻的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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