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小平認識到了國家治理不能依靠個(ge) 人，而要依靠製度，所以他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正確處理好法治與(yu) 人治的關(guan) 係。這是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chan) 之一” ]

 

　　作為(wei) 改革開放的精神象征，鄧小平從(cong) 未遠離中國。在這位曆史偉(wei) 人誕辰110周年之際，更激起了人們(men) 對他的追思和感念。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俞可平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說，“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曆史進程。”

 

　　身為(wei)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是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8年前，一篇名為(wei) 《民主是個(ge) 好東(dong) 西》的文章讓他名聞海內(nei) 外。但是作為(wei) 學者，他一直謙虛低調，很少出現在公眾(zhong) 視野裏。日前，在中央編譯局的辦公室裏，俞可平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特約記者的專(zhuan) 訪。他總結了鄧小平的曆史貢獻，“這些貢獻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進程和政治文化，也應當成為(wei) 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寶貴遺產(chan) ，值得後繼者們(men) 牢牢銘記。”

 

　　俞可平對鄧小平的“遺產(chan) ”進行了詳細分析，如數家珍，同時他指出，不能簡單地把現存的問題歸結為(wei) 改革開放的結果，更不能超越曆史地對鄧小平求全責備。

 

　　“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正確處理好法治與(yu) 人治的關(guan) 係，這是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chan) 之一。”俞可平說，“鄧小平關(guan) 於(yu) 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許多任務，至今也仍未完成。”

 

　　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進步的貢獻

 

　　第一財經日報：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同時又是全麵深化改革元年，社會(hui) 各界都在紀念這位曆史偉(wei) 人，回顧和總結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事業(ye) 的艱難曆程。作為(wei) 一名政治學家，你認為(wei)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曆史意義(yi) 是什麽(me) ？

 

　　俞可平：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社會(hui) 的整體(ti) 變革過程，是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在內(nei) 的社會(hui) 整體(ti) 進步過程。在改革開放35年後，我們(men) 已經可以從(cong) 多個(ge) 角度來觀察它對中國曆史進程甚至對世界曆史進程的深遠意義(yi) 。

 

　　從(cong) 中國現代化進程看，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階段，即從(cong) 先前的工業(ye) 化轉變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的現代化；從(cong) 民族複興(xing) 的角度看，它導致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使中國再次成為(wei) 世界政治經濟強國；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史看，它創造了社會(hui) 主義(yi) 在當代的新形式，即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當然，改革開放不是鄧小平一個(ge) 人的事業(ye) ，它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由全體(ti) 中國人民參與(yu) 的民族進步事業(ye) 。但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大業(ye) 的原創者、領導者和設計者，他的思想、決(jue) 策和行為(wei) 有著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正如習(xi) 近平同誌在紀念鄧小平同誌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hui) 上所指出的，“如果沒有鄧小平同誌，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由於(yu) 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曆史進程，所以，我們(men) 對鄧小平功過的評價(jia) 也應當有一種曆史的長遠視角。

 

　　日報：從(cong) 中國政治發展史的角度看，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進步有哪些重大貢獻？

 

　　俞可平：概括地說，我認為(wei) 鄧小平對中國政治發展而言最重要的遺產(chan) 包括：倡導解放思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強調民主法製、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改革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以及把和平與(yu) 發展當作時代主題、推行一國兩(liang) 製、將對內(nei) 改革與(yu) 對外開放結合在一起、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對外交往原則，等等。

 

　　我認為(wei) ，鄧小平的這些貢獻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進程和政治文化，也應當成為(wei) 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寶貴遺產(chan) ，值得後繼者們(men) 牢牢銘記。

 

　　“隻有解放思想，才能有偉(wei) 大的改革開放”

 

　　日報：沒有解放思想，就沒有改革開放，這已經成為(wei) 學界公認的結論。但多年過去，現在許多人並不理解，尤其是外國人非常費解，為(wei) 什麽(me) 解放思想這麽(me) 重要？

 

　　俞可平：思想觀念決(jue) 定著人們(men) 的所作所為(wei) ，有什麽(me) 樣的觀念，就會(hui) 導致什麽(me) 樣的行動。在我國，觀念對行為(wei) 的製約作用尤其重大，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什麽(me) 事都得有個(ge) 說法，要對現狀有所改變，那就更得有個(ge) 說法。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居然肇源於(yu) 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

 

　　鄧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別強調解放思想和轉變觀念，親(qin) 自領導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他明確指出，過去我們(men) 對“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認識是不清楚的，甚至是錯誤的。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完全可以說，就是一個(ge) 新舊觀念交替的過程，是新的社會(hui) 主義(yi) 觀念戰勝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觀念的過程。

 

　　解放思想是什麽(me) ？就是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實際，提出新的思想觀念，用以取代舊的觀念，指導新的實踐。新觀念取代舊觀念是一個(ge) 充滿鬥爭(zheng) 和艱難的過程，有時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jia) 。解放思想，實質上也是衝(chong) 破舊觀念的束縛，進行自由的思考。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進行思想。反過來說，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當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絕不是無的放矢地胡思亂(luan) 想。而是從(cong) 實際出發，根據社會(hui) 發展規律，進行獨立自由地思考，提出與(yu) 社會(hui) 進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觀點新理論。解放思想之所以對改革如此重要，是因為(wei) 真正的改革必定要衝(chong) 破現存的製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製度，這就必然要有新理論新思想。

 

　　從(cong) 古今中外的曆史來看，大凡真正偉(wei) 大的改革，無一不從(cong) 解放思想開始。對比一下改革開放前後我們(men) 對“社會(hui) 主義(yi) ”和“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解，例如從(cong) 強調“計劃經濟”到強調“市場經濟”，從(cong) 強調“階級鬥爭(zheng) ”到強調“和諧社會(hui) ”；從(cong) 強調“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到強調“人民民主”，就可以明白，鄧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錮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義(yi) 的真正改革。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也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隻有解放思想，才能有偉(wei) 大的改革開放。這是鄧小平對當代中國政治進步的重要貢獻。

 

　　“文革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

 

　　日報：在改革開放之初，除了解放思想，還有另外一個(ge) 重大的政治舉(ju) 動，就是徹底否定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為(wei) 什麽(me) 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對於(yu) 改革開放有什麽(me) 意義(yi) ？

 

　　俞可平：鄧小平扭轉中國曆史進程的首要舉(ju) 措，就是徹底否定由毛澤東(dong) 親(qin) 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國未來的發展和改革都繞不開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判，不徹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國未來的改革與(yu) 發展。雖然他對“文革”的處理非常講究政治策略，但鄧小平的態度非常明確，這就是堅決(jue) 、徹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親(qin) 自主導和審定了《關(guan) 於(yu) 建國以來黨(dang) 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jue) 議》，這個(ge) 決(jue) 議正式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yi) 上的革命或社會(hui) 進步。它根本不是“亂(luan) 了敵人”而隻是亂(luan) 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luan) ”達到“天下大治”。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dang) 、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yan) 重災難的內(nei) 亂(luan) 。

 

　　毛澤東(dong) 自己將“文革”列為(wei) 一生所做的兩(liang) 件大事之一。徹底否定“文革”，不僅(jin) 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遠的曆史眼光。放眼整個(ge) 中華文明史來看，“文革”的災難與(yu) 危害，絕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文革”的十年，“文革”對傳(chuan) 統中華文明的破壞，在許多方麵將永遠不可修複。質而言之，“文革”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場浩劫。從(cong) 我們(men) 這些經曆過“文革”的人看來，即使現下社會(hui) 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淪喪(sang) ，在很大程度上也與(yu) “文革”對人類文明主流的破壞直接相關(guan) 。當然，全麵徹底否定“文革”，並不是說整個(ge) “文革”期間就沒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與(yu) “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必須區別開來。

 

　　日報：遺憾的是，現在不少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文革”了，甚至覺得“文革”也不失為(wei) 反腐敗反官僚的一種選擇。

 

　　俞可平：這是非常值得憂慮的，因為(wei) 對曆史的無知，必然導致對改革開放的誤解和對現實的曲解。再加上“文革”中的受益者或“文革”後被判定的“三種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yan) 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還在努力為(wei) “文革”翻案。因此，一方麵，鄧小平堅決(jue) 、徹底否定“文革”的方針必須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另一方麵，為(wei) 什麽(me) 能夠在全國範圍內(nei) 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深刻教訓究竟是什麽(me) ？如何從(cong) 製度上防止“文革”悲劇重演？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必須反思。

 

　　說起文化大革命，順便推薦一本江青秘書(shu) 楊銀祿最近出版的《我給江青當秘書(shu) 》。他用大量親(qin) 身經曆的事例，揭示了江青這名“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旗手”難以想象的專(zhuan) 斷、虛偽(wei) 、奢靡、特權、無法無天和人性扭曲，從(cong) 中可以窺見文化大革命的瘋狂。

 

　　民主法製是鄧小平的兩(liang) 件“政治法寶”

 

　　日報：“文革”期間充斥著無法無天的荒唐鬧劇，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民主法製，顯然也是有強烈的針對性的。

 

　　俞可平：是的。我認為(wei) ，民主法製是鄧小平總結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經驗後得出的最重要教訓，也是他在“文革”結束複出後最重視的兩(liang) 件政治法寶。他多次極其明確地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更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代化。民主和現代化一樣，必須一步步地前進，社會(hui) 主義(yi) 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肅清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dang) 和國家的製度，從(cong) 製度上保證黨(dang) 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ge) 社會(hui) 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的順利發展。像其他老一輩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一樣，他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國創造出比資本主義(yi) 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他強調指出：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ti) 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ye) 事業(ye) 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

 

　　鄧小平始終將民主與(yu) 法製密不可分地聯係在一起，把它們(men) 視作現代政治文明的主體(ti) 。他說，“為(wei) 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在馬克思主義(yi) 看來，民主是一種國家製度。民主作為(wei) 一種國家製度，其實質是人民當家做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諸多要素，如選舉(ju) 、參與(yu) 、監督、權力的製約等，還有必不可少的一個(ge) 要素就是法治。

 

　　日報：不過，除了極個(ge) 別的地方提到過“法治”外，鄧小平更多講的是“法製”。

 

　　俞可平：仔細觀察就會(hui) 發現，鄧小平講的“法製”其實就是現在我們(men) 流行的概念“法治”。因為(wei) 他始終強調以下三點：一是法律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二是法律的意誌高於(yu) 任何組織和個(ge) 人的意誌，包括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的意誌，三是必須嚴(yan) 格按照法律辦事。“法製”與(yu) “法治”都強調依法辦事，但後者更強調法律是最高權威。正是在鄧小平領導下，我們(men) 黨(dang) 做出了法治國家建設上一個(ge) 突破性的決(jue) 定：任何個(ge) 人都不允許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組織包括黨(dang) 組織本身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nei) 活動。黨(dang) 領導人民製定法律，自身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

 

　　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

 

　　日報：“文革”結束的時候，中國社會(hui) 普遍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你為(wei) 什麽(me) 把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作為(wei)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chan) ？

 

　　俞可平：鄧小平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是有深刻的曆史原因的。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生，一個(ge) 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dong) 個(ge) 人的權力沒有任何的約束，對毛澤東(dong) 本人的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實，像鄧小平這樣的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對毛澤東(dong) 發動“文革”並非沒有異議，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製，例如老帥們(men) 的所謂“二月逆流”和鄧小平的所謂“右傾(qing) 翻案風”都反映了黨(dang) 內(nei) 對“文革”的抵製，但這些抵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yi) 。因為(wei) 毛澤東(dong) 本人的權威已經到了為(wei) 所欲為(wei) 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澤東(dong) 這樣傑出的偉(wei) 大領袖，也終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難免犯錯誤。當最高領袖的權力不受任何製約時，一旦他犯錯誤，那就意味著整個(ge) 國家和民族災難的來臨(lin) 。

 

　　對此，鄧小平這一代領導人有著刻骨銘心的體(ti) 會(hui) ，他多次強調，“一個(ge) 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liang) 個(ge) 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製度和黨(dang) 的民主集中製的實行，妨礙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ti) 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ge) 人專(zhuan) 斷，破壞集體(ti) 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chan) 生官僚主義(yi) 的一個(ge) 重要原因”。

 

　　個(ge) 人專(zhuan) 權一方麵與(yu) 體(ti) 製機製不健全有關(guan) 係，另一方麵也與(yu) 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不可分割。從(cong) 人類政治發展史來看，這兩(liang) 者之間其實有著一種內(nei) 在的聯係。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勢必導致個(ge) 人專(zhuan) 製和權力不受約束。另一方麵，凡想要實行個(ge) 人專(zhuan) 權，必定要搞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

 

　　日報：很難得的是，鄧小平是黨(dang) 內(nei) 對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的危害認識很早的領袖之一，早在黨(dang) 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個(ge) 人神化會(hui) 造成多麽(me) 嚴(yan) 重的惡果。我們(men) 黨(dang) 從(cong) 來認為(wei) ，任何政黨(dang) 和任何個(ge) 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hui) 沒有缺點和錯誤……因為(wei) 這樣，我們(men) 黨(dang) 也厭棄對於(yu) 個(ge) 人的神化。”

 

　　俞可平：更難能可貴的是，“文革”結束後，已經成為(wei) 黨(dang) 內(nei) 最高領袖的鄧小平以身作則，明確要求“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ge) 人”。他致力於(yu) 從(cong) 製度上和傳(chuan) 統文化的根源上遏製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中央通過了《關(guan) 於(yu) 堅持“少宣傳(chuan) 個(ge) 人”的幾個(ge) 問題的指示》，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若幹準則》專(zhuan) 門就“堅持集體(ti) 領導，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斷”做出了具體(ti) 規定。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dang) 的十二大黨(dang) 章中則進一步明確規定：黨(dang) 禁止任何形式的個(ge) 人崇拜。

 

　　鄧小平留給後人的任務

 

　　日報：不管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強調民主法製，還是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鄧小平對於(yu) 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反思。

 

　　俞可平：是的。鄧小平認識到了國家治理不能依靠個(ge) 人，而要依靠製度，所以他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正確處理好法治與(yu) 人治的關(guan) 係。這是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政治遺產(chan) 之一。

 

　　無論是在正式的報告中，還是在非正式的會(hui) 談中，鄧小平均反複強調，法律和製度是國家的根本，必須將民主製度化、法律化。黨(dang) 和國家的命運應當由製度來保障，而不能係於(yu) 個(ge) 別人或少數人身上。他不僅(jin) 從(cong) 人亡政息和政權安危的角度來思考製度建設的重要性，而且還從(co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事業(ye) 成敗的高度來看待製度建設的意義(yi) 。

 

　　在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問題上，鄧小平不僅(jin) 僅(jin) 是在思想認識上重視，更重要的是將它付諸實踐。他的那篇著名的《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實際上可以看作是政治體(ti) 製改革的一個(ge) 綱領性文獻。他清醒而深刻地看到：“從(cong) 黨(dang) 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yi) 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身體(ti) 力行，努力推動了政治體(ti) 製的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一些最重要的製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始推進的。例如，恢複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著手建立國家的法律體(ti) 係，開始進行適度的黨(dang) 政分開，帶頭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從(cong) 製度上禁止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專(zhuan) 製，轉變黨(dang) 的執政方式，終止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努力推行基層民主和黨(dang) 內(nei) 民主，等等。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鄧小平關(guan) 於(yu) 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許多任務，至今也仍未完成，要留待後人完成。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推進現代化

 

　　日報：今天我們(men) 怎麽(me) 看待當時改革開放的曆史局限性？

 

　　俞可平：中共執政已經65年，其中改革開放占據多半時間。在今天，一方麵，中國已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到2020年即將全麵實現小康社會(hui) ，廣大人民群眾(zhong) 已經享受到了現代化帶來的甜蜜果實；另一方麵，現代化的代價(jia) 也變得日益沉重，如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環境汙染極其嚴(yan) 重、腐敗特權觸目驚心、公共安全日益令人擔憂等。在這種情況下，懷疑改革開放的人開始明顯增多，在許多人心目中，“改革”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某種“神聖性”，有些人直接就說，“改革”已經成為(wei) 維護既得利益的托辭。毋庸諱言，我們(men) 確實為(wei) 現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jia) ，因此，對現狀的某種不滿非常可以理解。但是，我們(men) 必須曆史地看待改革開放，不能簡單地把現存的問題歸結為(wei) 改革開放的結果，更不能超越曆史地對鄧小平進行求全責備。

 

　　我們(men) 應當曆史地去理解，不應當把克服這些局限性的主要責任放在鄧小平這一代改革開創者的身上，而應當放在後人們(men) 的身上。例如，鄧小平為(wei) 了打破當時的絕對平均主義(yi) 政策，提出了“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策略，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完全正確的選擇。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men) 必須及時調整這些策略，更加強調“共同富裕”，把公平正義(yi)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適時將“效率優(you) 先”轉變為(wei) “公正優(you) 先”，從(cong) 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事業(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