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經曆了三個(ge) 不同的現代化階段，形成了三種模式。三種模式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但其背後卻有一條共同的內(nei) 在邏輯，這就是從(cong) “西化”到“中化”，“中化”與(yu) “西化”間的相互衝(chong) 突和相互交融——

　　自從(cong) 洋務運動啟動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航程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從(cong) 未完全中斷過，也從(cong) 未一帆風順，而是斷斷續續，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一個(ge) 半世紀了。期間經過了三個(ge) 階段，即從(cong) 19世紀中葉到1911年清政府領導的現代化，從(cong) 1912年到1948年國民黨(dang) 領導的現代化，1949年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現代化。這三個(ge) 不同的現代化階段其實也是三種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因為(wei) 它們(men) 分別與(yu) 三種不同的政治框架相結合。用國內(nei) 通行的術語來說，這三種模式就是：清王朝的封建主義(yi) 現代化、國民黨(dang) 的資本主義(yi) 現代化和共產(chan) 黨(dang) 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

　　然而，令人感興(xing) 趣同時又發人深省的是，盡管這三種不同模式的現代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但是在它們(men) 的背後卻有一條共同的內(nei) 在邏輯，正是這條共同的邏輯把三個(ge) 不同階段的現代化進程貫穿了起來。這條邏輯就是從(cong) “西化”到“中化”，“中化”與(yu) “西化”之間不斷的相互衝(chong) 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來，“西化”對“中化”成為(wei)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ge) 拂之難去的悖論。“西化”即“西方化”，其基本意思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ge) 全麵向西方國家學習(xi) 和接近的過程，不僅(jin) 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要引入西方國家的製度和方法，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國家學習(xi) 。“中化”即“中國化”，其實質性意義(yi) 是，中國在經濟科技上比西方國家確實落後了，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卻是最先進的，向西方國家學習(xi) 經濟和科技，最終是為(wei) 了強國之“本”，即鞏固原有的政治製度和文化傳(chuan) 統。

　　一、從(cong) 洋務運動一開始，朝野之間關(guan) 於(yu) “西化”、“中化”的論爭(zheng) 就不絕於(yu) 耳。“西化”論一度在知識分子中占據支配地位

　　我們(men) 先來看看清政府的現代化。清政府在被迫進行現代化之初，實行了“洋務運動”，譯成英文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運動。此後，“西化”便成為(wei) 一個(ge) 強有力的聲音伴隨著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過程，並且形成了支持“西方化”運動的各種學說觀點。但是，從(cong) 洋務運動一開始，朝野之間對“西化”的反對之聲就不絕於(yu) 耳，也同樣響徹整個(ge)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之中。在反對“西化”的過程中，也慢慢形成了從(cong) 整體(ti) 上反“西方化”的係統理論，即各種各樣的“中化”理論。1898年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的觀點，試圖為(wei) 當時的“西化”vs“中化”之爭(zheng) 做出調解和裁決(jue) 。張之洞的這一態度很快就為(wei) 清朝當局所接受，並且成為(wei) 官方的政治判斷和現代化的基本政策。“洋務運動”也隨之轉變為(wei) “中體(ti) 西用”運動。

　　中西之爭(zheng) 在民國時期，特別是在“五四”以後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表現得更加充分。自從(cong) 清末實行洋務運動以後，現代化的合法性問題便開始逐漸讓位於(yu) 合理性問題。到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思想界討論的重心事實上已轉移到現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轉移到中國應當實現何種現代化這一問題上。關(guan) 於(yu) 中國應當實現何種現代化的爭(zheng) 辯從(cong) “五四”前就開始了，並且一直延續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達到高潮。當時展開的幾場大討論，如關(guan) 於(yu) “東(dong) 西方文化”的論戰，關(guan) 於(yu) “中國現代化出路”的討論，關(guan) 於(yu) “中國本位文化”的討論，關(guan) 於(yu) “以農(nong) 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討論，說到底是關(guan) 於(yu) 中國現代化模式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理論，如“全盤西化論”、“世界化理論”、“充分西化論”、“中國本位論”、“中體(ti) 西用論”、“西體(ti) 中用論”、“中西互補論”、“中國國情論”、“中國特色論”等等。今天，當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場大討論時我們(men) 看到，所有這些理論雖然名稱各異，但所要解決(jue) 的基本問題不外是中國將要實現的現代化應當是西方式的還是中國式的，也就是“西化”和“中化”的問題。

　　我們(men) 把主張西方式現代化的理論簡稱為(wei) “西化論”，它包括“全盤西化論”、“充分西化論”、“世界化論”等。這種理論的一個(ge) 基本前提就是把現代化界定為(wei) “西方化”，認為(wei) 西化是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唯一目標模式。這一理論的倡導者們(men) 甚至不願采用“現代化”、“工業(ye) 化”等概念，而堅持用“西化”來概括整個(ge) 世界曆史發展進程中的現代階段。到30年代，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放棄使用“西化”概念而采用“現代化”或“工業(ye) 化”等概念時，“西化論”的主要代表陳序經頗不以為(wei) 然，他說：

　　此外，嚴(yan) 既澄先生又以為(wei) “西化”這個(ge) 名詞頗不適當，最好改為(wei) “現代化”。胡適之先生在其著作裏，也用“世界化”三字。我個(ge) 人在以往的著作裏，也用過這兩(liang) 個(ge) 名詞，但我以為(wei) ，在實質上，在根本上，所謂趨為(wei) 世界化之文化，與(yu) 所謂代表現代的文化，無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這個(ge) 名詞，不但包括了前兩(liang) 者，而且較為(wei) 具體(ti) ，更易理解。胡先生雖用了“世界化”的字樣，他卻仍用“充分西化”的詞句。至於(yu) 嚴(yan) 先生雖覺得“西化”兩(liang) 字頗不適當，但他也依然采用“全盤西化”的詞句。所以我相信“西化”這個(ge) 名詞的采用，是不會(hui) 發生問題的。

　　把“現代化”界定為(wei) “西方化”是有曆史依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感是在與(yu) 西方文明的衝(chong) 突中產(chan) 生的。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憑著先進的武器和產(chan) 品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發現了中國文明與(yu) 西方文明之間的差距。他們(men) 感到，若不迎頭趕上，中華民族必將覆亡。從(cong) 那時起，先進的知識分子便決(jue) 心把西方作為(wei) 榜樣，向西方學習(xi) 。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先進的物質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現代化的產(chan) 物，因此他們(men) 把中國的發展目標定為(wei) “西化”或“歐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麵引進西方的工業(ye) 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現代的科學技術、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藝術等等。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化”幾乎完全等同於(yu) “現代化”，人們(men) 經常不加區分地在相同的意義(yi) 上使用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像陳獨秀、胡適這些現代化運動的早期倡導者都使用“西化”和“歐化”的概念。事實上，把“西化”與(yu) “現代化”加以區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事。北京大學的羅榮渠先生證實了這一點：“‘現代化’一詞作為(wei) 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科學詞匯在報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就現在所知，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wei) 創刊周年紀念，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大概是這個(ge) 新概念被推廣使用的正式開端”。

　　西化論者屢屢強調，“西化”就是世界化，是世界曆史發展的潮流。這種潮流是無法抗拒的，誰抗拒就是自取滅亡。“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趨勢。質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們(men) 不要在這個(ge) 世界上生活則已，要是要了，則除了去適應這種趨勢外，隻有束手待斃”。在他們(men) 看來，西洋文明已超越了國界而成為(wei) 全球性的普遍文明，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全盤西化並不是效法哪個(ge) 國家，而是吸取人類的共同財富。“所謂西洋文化，從(cong) 曆史看，並非西洋人所注冊(ce) 的專(zhuan) 利，從(cong) 地域看，它已風靡全球。……(西洋文化)可名正言順地喚作現代世界文化。我們(men) 之吸取所謂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要使中國成為(wei) 世界隊伍中之一員猛將”。

　　反對西方式現代化的人提出的理由是，西方的物質文明固然發達，但精神文明卻不如中國。對此，西化論者提出了強有力的反駁。他們(men) 指出，物質文明與(yu) 精神文明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物質文明體(ti) 現著精神文明，西方不僅(jin) 物質文明的程度比中國高，精神文明也比中國高。西化論的主要代表之一林語堂專(zhuan) 門做了一篇題為(wei) “機器與(yu) 精神”的文章，針對“稱西方文明為(wei) 物質文明、機器文明，而自稱吾國文明為(wei) 道德文明、精神文明”的理論，他說，有物質文明未必就沒有精神文明，反之，沒有物質文明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西方不僅(jin) 有物質文明，而且也有精神文明。西方的科學、政治、教育、學術等精神文明都比中國先進。他形象地比喻說：“坐在自來水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未必即刻腐化，坐在中國的蘇楊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也未必保得住健全”。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們(men) 須記得機器文明，原來也是人類精神之一種表現。有了科學，然後有機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業(ye) 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歡迎的舶來品。

　　西方式現代化理論雖然一度在知識分子中占據支配地位，但在20世紀30年代，它遭到了嚴(yan) 重的挑戰，其支配地位也逐漸讓位於(yu) 另一種對立的理論，即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或“中化論”。

　　二、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化論”遭到了嚴(yan) 重挑戰，“中化論”即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影響日益增大

　　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中國本位論”、“中國國情論”、“中體(ti) 西用論”、“中國特色論”、“中西互補論”等雖以不同的麵目出現並代表不同的政治勢力，但都可歸入“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範疇，我們(men) 把它們(men) 簡稱為(wei) “中化論”。它們(men) 的共同主張是反對中國實行西方式現代化，認為(wei) 可以而且必須將中國文明與(yu) 西方文明結合起來，在保存中國傳(chuan) 統的同時吸取西方的優(you) 秀文明。換言之，就是要按中國的傳(chuan) 統或國情來實現現代化，使現代化帶有中國特征。例如“論中國化”的作者張申府所說：

　　我們(men) 總相信，改革中國是為(wei) 了中國，至少也是直接為(wei) 中國，其次才影響到全世界。同時改革中國總要就中國找辦法，雖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資他人，借鏡他國。因此，許多外來的東(dong) 西，我們(men) 以為(wei) ，用在中國就應該中國化。而且如其發生效力，也必然會(hui) 中國化。……但令自己作得了主宰，但令把用在中國的東(dong) 西都斟酌著中國化，使它切合中國的國情，這樣子，不拘什麽(me) 外來的東(dong) 西，都可利用之，既用不著什麽(me) 疑懼，更不必作什麽(me) 排斥。如此大哉中國!中國本來是如此的，希望現在正在自覺地建立著的新中國一定更是如此。

　　中化論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現代化”的概念。與(yu) 西化論者不同，他們(men) 不再把現代化界定為(wei) 西方化，而把它界定為(wei) 以工業(ye) 化為(wei) 核心的社會(hui) 進步過程。“所謂現代化不是別的，就是工業(ye) 化，機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業(ye) 化的意思”。“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工業(ye) 化”。在中化論者看來，現代化的主要意義(yi) 是經濟的發展、生產(chan) 力的提高和國家的富強：“所謂現代化，最主要的意義(yi) ，當然是著重於(yu) 經濟之改造與(yu) 生產(chan) 力之提高。換言之，即使中國經過一次徹底的產(chan) 業(ye) 革命。因為(wei) 無論中國之前途為(wei) 資本主義(yi) 或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但中國經濟之應改造與(yu) 生產(chan) 力之應提高，則為(wei) 毫無可疑”。

　　將“西化”與(yu) 現代化區別開來，把現代化界定為(wei) 工業(ye) 化，這對於(yu) 中化論者是極其重要的，因為(wei) 這為(wei) 將西方的工業(ye) 文明與(yu) 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離開來提供了可能，也為(wei) 中國在不根本變動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可能。換言之，在中國實現現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

　　他們(men) 尤其強調中西文化的互補性。著名教授張東(dong) 蓀認為(wei) ，在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複興(xing) 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不但不相衝(chong) 突，並且是相輔相佐的”。著名科學家盧於(yu) 道也重複了這一論點：“所謂文化，原為(wei) 適應民族生存之資源，為(wei) 曆史之積聚物，吾人殊不必斤斤於(yu) 何者為(wei) 中，何者為(wei) 西，何者為(wei) 新，何者為(wei) 舊之辯。凡有裨益於(yu) 我國家民族之強大繁盛者，皆可采用之。西洋各國並不以采用中國之指南針為(wei) 中國化，吾國采用西洋之火車輪船並非西化。吾人更不必因求全盤西洋化而放棄中國原有之指南針等等固有之發明”。

　　中化論者在強調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時又指出兩(liang) 者有抵觸的一麵。強調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麵的潛在意義(yi) 在於(yu) ，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甚至給中國帶來災難。他們(men) 常常指出，許多西方先進的東(dong) 西到中國後就變成畸形的東(dong) 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進性。之所以這樣，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因為(wei) 它們(men) 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因此，當西化論者把中國現代化失敗的原因歸結為(wei) “西化”不夠時，中化論者則把它歸結為(wei) “中化”不夠。他們(men) 痛心疾首地指出：

　　民族特征，即普通所謂“國情”。中國六十多年，維新變法革命之所以失敗，由於(yu) 不明國情，歐化者“削足適履”，以致“橘過淮南為(wei) 枳”，歐美議會(hui) 政治，搬到中國就成為(wei) 豬仔政治。……外國科學教育，搬到中國就成為(wei) 洋八股，美棉移植中國，產(chan) 量就要減少，意大利蜂移種中國，釀蜜也比較不多。

　　那麽(me) 究竟什麽(me) 是“中國國情”或“中國本位”呢?在這一問題上中化論者之間爭(zheng) 議頗多。有人認為(wei) “中國本位”即是“此時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zheng) 取民族的生存”。有人則把“中國國情”理解為(wei) 民族特征，它包括自然環境、民族素質遺傳(chuan) 和曆史文化。

　　一方麵，中化論者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中有優(you) 秀的成分和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另一方麵他們(men) 又指出西方文明也並非全然是好的，它也有良莠之分，不加區分地全盤接受西方文明，同樣會(hui) 給中國帶來災難。西方人固然比中國人富裕，但西方國家兩(liang) 極分化，勞動人民受資本家剝削。瞿秋白這樣說：“一方麵有人因為(wei) 痛感過剩，把大量的棉花和糧食銷毀，把大量的牛奶傾(qing) 諸河流，把魚投入海中，把玻璃毀壞。另一方麵呢?則成千整萬(wan) 的失業(ye) 群眾(zhong) 忍受著饑寒的熬煎，求一飽而不可得。以單是生產(chan) 技術的現代化，這世界還是不免於(yu) 畸形發展，不免於(yu) 造就慘絕人寰的悲劇。上一回的世界大戰，不就是生產(chan) 技術進步所收獲的果實嗎?”

　　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化”與(yu) “中化”的爭(zheng) 論，更多地表現為(wei) “美國化”與(yu) “中國化”的爭(zheng) 論

　　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了對內(nei) 改革對外開放的現代化戰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再次重新麵向西方國家，“中化”、“西化”的問題從(cong) 而也再度出現在中國知識界麵前。但是，這一次“西化”vs“中化”的爭(zheng) 論，更多地表現為(wei) “美國化”vs“中國化”的爭(zheng) 論。“西方化”與(yu) “反西方化”，或者更具體(ti) 地說，“美國化”與(yu) “反美國化”，再次成為(wei) 目前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兩(liang) 個(ge) 極端，而其影響所及則已經遠遠超出意識形態領域，涉及到政治、經濟、教育、學術、文學、藝術、出版，直至人們(men) 的風俗習(xi) 慣和日常生活。

　　我們(men) 先來看看被視為(wei) “西方化”和“美國化”的種種表現。語言也許最能說明問題。學習(xi) 英語是當今中國學生最重要的任務，在城市和農(nong) 村中有條件的學校，小學就開始設立英文課，而到了大學階段，學生們(men) 用力最多的恐怕就是學習(xi) 英語。以上還隻是一些表麵性的現象，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美國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國的意識形態和人文精神都成為(wei) 許多中國人追求和效仿的對象。“美國夢”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年輕一代中許多人的理想。

　　另有個(ge) 別人甚至認為(wei) ，在美國的強大攻勢和收買(mai) 政策下，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等社會(hui) 上層已經被“美國化”，中國的精英文化已經是一種美國式的文化。最近這些年發生的新一輪移民高潮，由於(yu) 有許多“富二代”、“官二代”和“裸官”的加入，似乎更加證明了上述觀點。

　　“西方化”和“美國化”的對立麵是反西方化和反美國化。反西方化，特別是反美和抗美是中國近代以來一種揮之不去的民族情結。一部近代中國史，特別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也是一部反西方列強和反美抗美的曆史。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反美情緒有了很大的緩解，但在上個(ge) 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美國為(wei) 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反美情緒又開始加重並達到了一輪新的高潮。翻開討論國際關(guan) 係、民族文化和全球化的報刊書(shu) 籍，就可發現大量斥責“美國化”的文章。許多中國人揭露美國對中國實行的“西化”或“分化”圖謀，痛恨美國人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蔑視美國人的傲慢無知，直至諷刺那些主張向美國學習(xi) 的中國人為(wei) “洋奴”、“西奴”或“媚美派”。

　　反“美國化”的人認為(wei) ，美國不但不值得中國效仿，而且中國也完全可以不理美國的霸道，中國應當對美國采取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不必處處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更不必事事對美國作出妥協。前些年幾位年輕記者順應這種反美情緒編寫(xie) 了一本叫作《中國可以說不》的書(shu) ，一時間反響巨大，洛陽紙貴。其他出版商也趕緊抓住這一難得的出版“良機”，組織人員編輯出版了好幾本類似的書(shu) 籍，諸如《遏製中國》、《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中國為(wei) 什麽(me) 說不?》、《中國就是要說不》、《中國不高興(xing) 》等等，其內(nei) 容多半是宣泄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反美情緒，掀起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一個(ge) 小小的反美高潮。要不是有人為(wei) 的幹預，類似的書(shu) 可能還會(hui) 出版更多。所有這些作品都以相同的邏輯宣揚一個(ge) 相同的觀點：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早已擁有核武器，又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迅速，綜合國力已經足夠強大，可以與(yu) 美國相抗衡。美國仍然是一隻紙老虎，它表麵上看似乎十分強大，但實際上自身有許多內(nei) 在的缺陷，外強中幹，財政金融危機已潛伏多年，它沒有人們(men) 所說的那麽(me) 了不起，它的沒落可能比人們(men) 想象的要早得多。況且，在1949年前的國共內(nei) 戰以及朝鮮戰爭(zheng) 中，它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較量都以失敗而告終，“美國拿中國沒有辦法”，中國可以理直氣壯地對美國說“不”。

　　近幾年“中國模式”之爭(zheng)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中化”與(yu) “西化”的思維邏輯。“中國模式”本來是一些學者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理論探索，但最後卻從(cong) 學術話題轉為(wei) 政治話題。從(cong) 其學術本義(yi) 來說，“中國模式”隻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的一係列別具特色的製度、政策和策略的總和。它是一個(ge) 工具性的分析範疇，無所謂褒貶。“中國模式”既有成功之處，亦有慘重教訓，而且尚未定型，處於(yu) 形成之中。但當“中國模式”轉變成政治話題之後，含義(yi) 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讚成者眼中，“中國模式”似乎隻有優(you) 點沒有缺點，已經完全定型，無需改進完善;不僅(jin) 可以拯救中國，甚至可以拯救世界。相反，在反對者眼中，“中國模式”則簡直一無是處，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是所有社會(hui) 問題的源泉，從(cong) 而對“中國模式”形成口誅筆伐之勢。

　　四、走出傳(chuan) 統的“中西之爭(zheng) ”，是現時代對待中國現代化的正確態度，也是中國新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20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知識分子關(guan) 於(yu) 中國現代化模式的大討論有一個(ge) 顯著的特點，就是極端的觀點日益少見。雖然他們(men) 在根本立場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無論是中化論者還是西化論者幾乎都不再因為(wei) 自己主張西式現代化或中式現代化而絕對排斥中國傳(chuan) 統或西方文明。例如，西化論的主要代表梁實秋盡管認為(wei) 中國文化中值得稱道者寥寥無幾，但也終於(yu) 承認，“我們(men) 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幹部門，我們(men) 就可發現：⑴有中國優(you) 於(yu) 西洋者;⑵有西洋優(you) 於(yu) 中國者;⑶有不必強分優(you) 劣而可並存者;⑷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於(yu) 改進者”。中化論的主要代表梁啟超說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補的：“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正是我們(men) 的責任”。

　　從(cong) 先前的兩(liang) 個(ge) 極端逐漸走向折中，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個(ge) 重大進步。這表明他們(men) 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這樣一種曆史趨勢：一方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需要，使得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變得日益頻繁，各種文明之間的相互滲透日益明顯，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這是全球化的趨勢;另一方麵，全球化的同時民族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意識卻日益增強，民族文化的特征日益被人強調，全球化不是消滅民族特征，而是一個(ge) 求同存異的過程。在這樣一種曆史背景下，完全的閉關(guan) 自守和徹底地放棄民族特色都會(hui) 產(chan) 生災難性的結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當時已開始認識到這兩(liang) 種並存的看上去似乎矛盾的趨勢，但他們(men) 對此的認識還是模糊不清的，在爭(zheng) 論和反駁時也常常不得要領，甚至自相矛盾，經不起認真推敲。

　　20世紀80和90年代以後，人類開始逐步走進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是一個(ge) 整體(ti) 性的社會(hui) 曆史變遷過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經濟一體(ti) 化的基礎上，世界範圍內(nei) 產(chan) 生一種內(nei) 在的、不可分離的和日益加強的相互聯係。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ge) 內(nei) 在地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是一個(ge) 矛盾的統一體(ti) ：它包含有一體(ti) 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qing) 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現為(wei) 經濟的一體(ti) 化，但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對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nei) 的全部社會(hui) 生活產(chan) 生深刻的影響。全球化時代是世界曆史發展中一個(ge) 全新的時代。全球化正在並且必將逐漸改變“西化”、“美國化”、“中國化”等語境，為(wei) 各種文明的相互學習(xi) 和相互影響提供一種新的語境。全球化將現代文明提升為(wei) 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這種文明源於(yu) 東(dong) 方還是西方。所以，學習(xi) 現代的西方文明並不等於(yu) “西方化”，反之，學習(xi) 現代的東(dong) 方文明也不等於(yu) “東(dong) 方化”，正如中國引入市場經濟體(ti) 製和加入WTO並不表明中國社會(hui) 的“西方化”或“美國化”一樣。全球化與(yu) 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輔相成的，中國要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須積極參與(yu) 全球化;進而言之，中國要真正有效地參與(yu) 全球化進程，就必須充分發揚自己的獨特優(you) 勢。總之，正像曆史已經證明，現代化不是西方化和美國化一樣，全球化也絕不等同於(yu) 西方化或美國化，任何設想中國參與(yu) 全球化就會(hui) 被“美國化”或“西方化”的企圖和擔憂，最終都將證明是短視的。

　　縱觀“中化”與(yu) “西化”的百年之爭(zheng) ，我們(men) 可以得出以下三個(ge) 結論：首先，從(cong) 洋務運動開始，貫穿於(yu) 整個(ge)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化”與(yu) “西化”、“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體(ti) ”與(yu) “西用”等文化話語，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正在日益淡化，開始讓位於(yu) 其他重要話語，如“全球化”與(yu) “本土化”、“全球性”與(yu) “民族性”、“國家認同”與(yu) “民族認同”等。其次，從(cong) 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文化的轉型過程，在一個(ge) 世紀後已經接近完成，一種全新的中國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這種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傳(chuan) 統文化的翻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之中，同時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它體(ti) 現了傳(chuan) 統性與(yu) 現代性、民族性與(yu) 全球性的統一，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了中國文化轉型過程中相互對立的兩(liang) 種極端觀點。最後，中國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正像世界文化正在走進中國文化一樣。中華文化正在成為(wei) 世界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自由、平等、尊嚴(yan) 等人類普遍價(jia) 值則正在被有機地整合進中國文化之中。

(作者為(wei)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