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吳敬璉和青木昌彥分別是中日泰鬥級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曾五獲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青木昌彥則一直任教於(yu) 國際一流大學，曾榮獲“熊彼特獎”，在比較經濟學以及公司治理理論方麵有著卓越的貢獻，同時也是較早關(guan) 注中國經濟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兩(liang) 人最初相識於(yu) 1994年的京倫(lun) 飯店會(hui) 議上。2005年夏天，中日的財經媒體(ti) 聯合舉(ju) 辦了一場兩(liang) 位經濟學家的對話，共論經濟發展模式變遷。十年後的今天，日本依然沒有走出低迷的困境，中國雖然已經超越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但經濟下行的壓力愈發凸顯。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兩(liang) 位經濟學家再次相聚北京，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組織的中日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hui) 上，共論中日經濟與(yu) 改革。

 

　　本次交流會(hui) 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yu) 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hui) （NRI）聯合舉(ju) 辦，會(hui) 議主題為(wei) “中日經濟的改革與(yu) 比較”。研討會(hui) 上，CF40學術顧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與(yu)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青木昌彥就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中日經濟改革與(yu) 比較等領域，進行了深入對話。

 

　　當前正在進行的“全麵深化改革”，正是對30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經濟體(ti) 製和發展模式的進一步改革。作為(wei) 當前改革對象的原有經濟體(ti) 製和發展模式，和日本戰後建立的經濟體(ti) 製和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兩(liang) 國的改革在一些方麵可以相互借鑒。

 

中國早期對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就開始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初期，為(wei) 了扭轉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luan) 造成的體(ti) 製危機和經濟衰敗，製定了對應的救亡圖存辦法。開始時並沒有明確的目標，采取的辦法是陳雲(yun) 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試驗成功後再加以推廣。但與(yu) 此同時，有人在思考，除了進行一些變通性的政策調整之外，在經濟體(ti) 製和發展方式上都要選定自己的目標模式。

 

　　因此，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國展開了討論。對於(yu) 改革目標模式選擇，存在三種選項：第一種是蘇聯、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改革模式。從(cong) 本質上說，也就是所謂“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模式。它的特點是在保持國有製的統治地位和計劃經濟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場對企業(ye) 的引導和激勵，來提高企業(ye) 的積極性。第二種是東(dong) 亞(ya) 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第三種模式是受過西方經濟學教育的學者主張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較時興(xing) 的是蘇東(dong) 模式，許多官員和經濟學家都特別熱衷於(yu) 介紹蘇聯的柯西金改革、匈牙利的改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這種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原因一方麵是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使做得最好的匈牙利也陷入了危機。另一方麵，在理論上提倡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模式的學者也紛紛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國隻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進行了一段試驗。這就是從(cong) 四川開始進行、後來推廣到全國的國有企業(ye) 擴大企業(ye) 自主權的改革。其基本特征和蘇聯東(dong) 歐的改革相類似。但這個(ge) 改革也沒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財政和通貨膨脹問題，到1981年後就被多數人所否定了。

 

　　“東(dong) 亞(ya) 模式”在80年代的目標模式選擇中勝出，為(wei) 多數人所接受，經濟發展也沿著“威權發展主義(yi)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的路徑進行。至於(yu) 第三種模式，把自由市場經濟看作改革最終目標的學者也承認，在市場體(ti) 係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用市場來配置資源和進行激勵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men) 達成共識，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

 

　　在1978年開辟kaiyun官方地址的第一個(ge) 中央會(hui) 議前——即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中國派出了許多考察團到各國去“取經”。影響最大的一個(ge) 是鄧小平1978年對新加坡、馬來西亞(ya) 和泰國的考察。在這三個(ge) 國家中，他最欣賞的是新加坡，不但是指新加坡的對外開放和特區政策，更欣賞新加坡在強有力的政府管製下的嚴(yan) 整社會(hui) 秩序。這種威權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是鄧小平欣賞的模式。在幹部和群眾(zhong) 中具有更廣影響的是以理論家、政治家鄧力群和重要經濟官員馬洪等為(wei) 首的國家經委代表團同年11月對日本的訪問和考察。鄧力群、馬洪等寫(xie) 成的考察報告《訪日歸來的思索》對日本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讚譽有加，在領導幹部和國有企業(ye) 的管理人員中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鄧力群在書(shu) 中得出結論，要學習(xi) 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發展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想法最早是由鄧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國的中上層幹部裏普及開來的。

 

“半市場、半統製”的經濟體(ti) 製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建立的曆史背景存在重大區別。日本的戰後體(ti) 製，是在明治維新“脫亞(ya) 入歐”和戰後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演變而來。中國的經濟體(ti) 製則是從(cong) 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體(ti) 製（State Syndicate 或Party-State Inc.)演變而來。因此，在中國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主義(yi) 模式”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更加無所不包和強勁有力。

 

　　總體(ti) 來說，日本是以私有經濟為(wei) 主體(ti) ，而中國始終是以國有經濟為(wei) 主要經濟成分，即使到今天，許多人還是力主遵循列寧1921年關(guan) 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必須“控製製高點”的教導。1920年蘇聯轉入新經濟政策，恢複市場經濟，黨(dang) 內(nei) 有人懷疑市場經濟體(ti) 製不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的基本要求，並且會(hui) 損害布爾什維克黨(dang) 的領導力。1921年列寧在共產(chan) 國際大會(hui) 上就對政策的懷疑和反對做出回答，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yi) 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yi) ，其特殊性在於(yu) ，黨(dang) 和政府控製著“製高點”，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政府所規定的範圍內(nei) 進行，而且隨時可以改變。在中國出版的列寧著作裏，“製高點”一詞被翻譯成命脈，所以我們(men) 的文獻裏常見的提法是，國家和國有企業(ye) 必須控製國民經濟命脈。

 

　　1984年和1987年的體(ti) 製設計雖然提出要發展商品經濟，同時又強調政府的計劃控製。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1987年中共十三次代表大會(hui) 上，中央委員會(hui) 報告裏提到：社會(hui) 主義(yi) 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運行機製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的機製。上述機製是由國家計委的幾位領導幹部在1986年提出的，十三大接受了這個(ge) 意見。到現在，很多人還認為(wei) 這是對市場經濟很好的描繪，但在我看來並不是這樣。這個(ge) 提法存在很大缺陷：雖然企業(ye) 是由市場引導，但是市場是由國家和政府調節，這就埋下了伏筆。到了21世紀，許多文件裏出現了“黨(dang) 和政府要提高駕馭市場的能力”的提法。這表明，雖然1992年已經確定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裏的市場，隻是國家所駕馭的工具。   

 

　　1992年的中共十四次代表大會(hui) 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目標。江澤民總書(shu) 記在1992年6月9日中央黨(dang) 校的講話中說，對於(yu) 改革所要建立的經濟體(ti) ，有多種提法，包括“計劃與(yu) 市場相結合的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體(ti) 製”、“社會(hui) 主義(yi) 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ti) 製”、“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經濟體(ti) 製”等等。他說自己傾(qing) 向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提法。後來，中共十四大確認了這個(ge) 提法。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根據十四大的決(jue) 定製訂了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即有名的《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50條決(jue) 定”）。這是一個(ge) 全麵改革的綱領，要求在20世紀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大市場”。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與(yu) 現代經濟學的理解非常接近，這可能反映了經濟學家對文件起草的影響。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強調政府主導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由於(yu) 這種影響的存在，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的在20世紀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大市場”的要求實際上並沒有實現。中國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體(ti) 製是一種“半市場、半統製”體(ti) 製，它的“半統製”性質主要表現為(wei) ：國家部門，包括各級黨(dang) 政機關(guan) 和國有企業(ye) 仍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

 

21世紀初期“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辯論

 

　　舊體(ti) 製因素的強化造成了一係列社會(hui) 矛盾的激化，其中最為(wei) 突出的兩(liang) 個(ge) 問題，一個(ge) 是腐敗活動日益猖獗，直至侵入黨(dang) 政軍(jun) 組織的機體(ti) ；第二個(ge) 是粗放發展導致社會(hui) 經濟問題愈演愈烈。蘇聯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提出增長方式要從(cong) 粗放增長方式（extensive growth, 即靠投資驅動的增長）向集約增長方式（intensive growth,即以效率提高為(wei) 動力的增長）轉型。粗放增長方式的關(guan) 鍵問題在於(yu) 效率太低，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TFP）對增長的貢獻。

 

　　中國是在1995年製定第九個(ge) 五年計劃時提出需要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九五”計劃正好是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推進全麵改革的時期，各方麵的體(ti) 製都有所進步，增長模式轉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十五”（2001-2005）計劃期間，情況發生了逆轉，中國城市化加速，政府手裏掌握了大量土地資源，於(yu) 是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變得越來越強，經濟的發展方式也變得越來越粗放。因此，政府在製定第十一個(ge) 五年計劃時，重新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wei) 十一個(ge) 五年計劃的主線，但是沒有能實現。到“十一五”最後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刻不容緩”。不過，十二五計劃期間，經濟轉變仍然不是很明顯。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宏觀經濟上的貨幣超發、債(zhai) 務積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會(hui) 矛盾都日趨嚴(yan) 重。

 

　　於(yu) 是，再次爆發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大爭(zheng) 論：是依靠重啟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來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我們(men) 所麵臨(lin) 的問題；還是強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強勢政府為(wei) 主要特征的所謂“中國模式”。

 

　　在相當長時間裏，後一種意見占居優(you) 勢，直到十八大前夕到達最高峰。但是，強化政府的管控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僅(jin) 沒有解決(jue) 剛才提到的問題，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嚴(yan) 重，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之下，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對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麵“要加快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的製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為(wei) 了達到這個(ge) 目的，就必須“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jia) 格、市場競爭(zheng) ，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you) 化”。“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業(ye) 自主經營、公平競爭(zheng) ，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ti) 係”。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部署的336項改革，就是圍繞這些要求提出的。

 

確立“新常態”的核心問題是提高增長質量

 

　　現在麵臨(lin) 的問題則是，在確立“新常態”的過程中如何貫徹十八大決(jue) 定。中國所謂的“新常態”並不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M.A. El-Erian所說的長期蕭條的“新常態”。按照中國領導曆次講話，“新常態”需有兩(liang) 個(ge) 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長”；一是“由粗放發展方式轉向質量效益型的集約發展方式”。這兩(liang) 個(ge) 基本特征都用了“轉向”的說法，但是“轉”的進度有明顯的差別：其中前一個(ge) GDP增速下降已經是既成事實，而後一個(ge) 即發展模式轉變，或結構改善、效率提高，還需要經過艱苦努力才能實現。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是製定“九五”（1996-2000）計劃時提出來的，到今年已經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可見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ju) 的事情。在總結十五計劃時，我們(men) 曾經進行了一場大討論，所有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體(ti) 製性障礙，最大的體(ti) 製性障礙則是政府的主導地位，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有很多具體(ti) 表現。

 

　　我對媒體(ti) 把“穩增長”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有些懷疑。我認為(wei) 應該把依靠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放在首位。當然也要做到保底線，所謂的保底線是指，保持有一定質量的增長速度。但是保底線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決(jue) 的。現在有一個(ge) 對業(ye) 界和學界都很有影響的看法是，保增長底線還是要靠擴張性貨幣政策或增加投資來解決(jue) ，我認為(wei) 這個(ge) 辦法不可行。

 

　　我們(men) 當前麵臨(lin) 的問題是趨勢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我想引用野村證券辜朝明先生關(guan) 於(yu) 近年來各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實質上是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衰退的分析來說明我們(men) 當前麵對的問題。我們(men) 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杆率太高。當泡沫不能支撐而破滅之際，就會(hui) 出現流動性陷阱：所有人都不願意借債(zhai) ，也不願意投資，於(yu) 是貨幣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要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來刺激，也很難收到提振經濟的效果。我覺得他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貨幣政策是不行的。其實最近一年來，流動性是相當寬鬆的。當人們(men) 沒有投資意願，發行再多的貨幣都是往股市去，而沒有投資於(yu) 實體(ti) 經濟。

 

　　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要加強財政政策的力度，我讚同這個(ge) 意見。但是，加強財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腳到強化信心和提高投資積極性，而不是單純增加財政支出，用擴大需求去拉動經濟增長。

 

國有企業(ye) 改革勢在必行

 

　　1997年召開的十五次代表大會(hui) 以及1999年召開的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都對國有經濟改革提出了要求，強調要對國有經濟進行布局調整。有關(guan) 國企改革的決(jue) 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國有為(wei) 主導”的提法，但對原來的提法做了新的解釋，說明“主導”並不是處處都要控製。十五次代表大會(hui) 的說法是，“對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chan) 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chan) 的整體(ti) 質量。”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關(guan) 於(yu) 國企改革的決(jue) 定，把“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進一步規定為(wei) 三個(ge) 行業(ye) 一個(ge) 領域，即關(guan) 係國家安全的行業(ye) ，自然壟斷行業(ye) ，提供公共產(chan) 品和公共服務的行業(ye) ，還有高新技術產(chan) 業(ye) 和重要行業(ye) 的骨幹企業(ye) 。有關(guan) 決(jue) 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則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但是，2006年國資委發布了一個(ge) 據說是國務院批準的文件，要求加強國有企業(ye) 的控製，在7個(ge) 行業(ye) 進行絕對控製，在9個(ge) 行業(ye) 保持較強的控製。這實際上是加強了國有經濟。剛才我已經談到，雖然國有企業(ye) 已經上市，但還是按照國資監管條例執行——人、事和資產(chan) 都是國資委來管理，高管也是國資委或中央組織部任命。

 

　　最近拉迪教授（N. Lardy）在他的新著裏說，中國的私營企業(ye) 已經占據主導地位，今後這種主導地位還會(hui) 不斷增強。我覺得他可能過分注重了私營企業(ye) 主中國經濟中的數量比重，忽略了以下兩(liang) 個(ge) 情況：一是國有企業(ye) 在數量上雖然比不上民營企業(ye) ，但在重要部門占有絕對優(you) 勢，二是大型私營企業(ye) 也與(yu) 政府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員的控製。總之，國有企業(ye) 如何改革，與(yu) 中國經濟發展和解決(jue) 根本性問題是息息相關(guan) 的。

 

　　當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例如法治，這在中國一直是一個(ge) 問題。關(guan) 於(yu) Rule of Law還是Rule by Law，我認為(wei) 不要把法治（Rule of Law）變成法製（Rule by Law）。當然真正做到這點很不容易，牽涉到很多問題。

 

（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本文為(wei) 作者於(yu) 2015年3月25日在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yu) 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hui) 聯合舉(ju) 辦的“中日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hui) ”上所做的主題演講，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shu) 處整理，經作者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