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全麵深化改革遏製權貴資本主義(yi)
6月1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吳敬璉發表“新曆史起點，新改革征程”的主題演講。大學問發表演講內(nei) 容，與(yu) 廣大讀者分享。
吳敬璉認為(wei) ，1984年是全麵改革的曆史起點。中國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但中國仍然是半市場半統製的經濟體(ti) 製，甚至有演化成權貴資本主義(yi) 的風險。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做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2014年迎來了全麵深化改革元年。
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建立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基礎。吳敬璉認為(wei) ，目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以下三個(ge) 方麵：意識形態的阻礙、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以及舊體(ti) 製和粗放發展方式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困難。
就如何深化改革，吳敬璉指出正確的方針就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於(yu) 發生係統性危機，不至於(yu) 崩盤的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隻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碰到的困難。在新的改革征程中，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毫不動搖地捍衛改革開放偉(wei) 大旗幟的政治決(jue) 心和魄力，以及高度的專(zhuan) 業(ye) 素養(yang) 和運作藝術攻堅克難。
吳敬璉：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副主任。著有《轉軌中國》等。
以下為(wei) 演講內(nei) 容精編：
舊體(ti) 製不改會(hui) 導致權貴資本主義(yi)
首先我們(men) 要回憶一下20世紀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決(jue) 定，從(cong) 此就開始全麵改革。中間經過八十年代後期一個(ge) 曲折，到了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決(jue) 定要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這是一個(ge) 新的曆史起點。這輪改革，使得我們(men) 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構築了一個(ge) 更高的曆史平台，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但是這仍然遺留了許多舊體(ti) 製的因素，所謂舊體(ti) 製我們(men) 通常把它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它並不是原來我們(men) 所理解的經過計劃進行資源配置，它的特點是保留著原來的行政手段幹預，所以準確的說它還不能叫做計劃經濟，人們(men) 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經濟，或者叫統製經濟，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ge) 半市場經濟。所謂統製經濟遺留下兩(liang) 個(ge) 特點，一個(ge) 是國有經濟在整個(ge) 經濟中占統治地位。另一個(ge) 特點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有多方麵的幹預，這樣就抑製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夠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決(jue) 議，這個(ge) 決(jue) 議說我們(men) 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許多體(ti) 製性的障礙，所以要進一步推進改革來消除這種障礙。可這個(ge) 問題始終沒有解決(jue) ，如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要全麵深化改革，從(cong) 一個(ge) 半市場半統製的經濟，向以法治為(wei) 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轉型，這就是我們(men) 現在麵臨(lin) 的任務。
半市場半統製的經濟是一種過渡型經濟，既有過去的經濟製度因素，又有未來的經濟製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長的問題。於(yu) 是它就存在兩(liang) 種可能的前途，一種前途就是舊體(ti) 製的統製經濟的遺產(chan) 逐漸被消除。政府從(cong) 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務的平台。那麽(me) 經濟體(ti) 製就會(hui) 逐漸完善起來，就越來越接近於(yu) 一個(ge) 以法治為(wei) 基礎的，或者以法治支撐的現代市場經濟製度。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舊體(ti) 製的殘餘(yu) 變得越來越猖獗，就會(hui) 造成國家資本主義(yi) ，或者叫做政府主導的經濟體(ti) 製，在中國這是一個(ge) 很危險的道路，因為(wei) 在中國的曆史條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yi) 就會(hui) 變成權貴資本主義(yi) 。
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要求消除經濟發展的體(ti) 製性障礙，使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更加完善。但是經過這十年，回頭看這個(ge) 決(jue) 議執行得不好。大多數人認為(wei) 主要原因是人們(men) 陶醉於(yu) 21世紀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覺得沒有必要再進行改革，因為(wei) 要繼續改革就要舍棄舊東(dong) 西，影響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於(yu) 是，就出現了改革的停頓，甚至在有些領域出現了倒退。所謂倒退就是說原來由市場起作用的領域被政府代替了。這樣一來，舊經濟因素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強化了，原來存在的兩(liang) 個(ge) 問題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
一個(ge) 問題是增長模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模式。1995年製定的第9個(ge) 五年計劃，要求從(cong) 粗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提高效率，靠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模式轉變。但是因為(wei) 存在體(ti) 製性障礙，這個(ge) 始終沒能成功轉型，而粗放的經濟經濟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從(cong) 微觀經濟來說就是資源匱乏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環境破壞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從(cong) 宏觀經濟來說，就是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中的負債(zhai) 率變得越來越高，蘊藏著係統性經濟危機的風險。
另一個(ge) 問題就是腐敗。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因為(wei) 有雙重的體(ti) 製、雙重的價(jia) 格，一部分價(jia) 格是行政權力控製的，一部分價(jia) 格是市場決(jue) 定的，於(yu) 是有權力背景的人利用這種雙軌製尋租，叫做官倒現象。到了二十一世紀，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這種腐敗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強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產(chan) 權製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規模非常大的資源。利用土地出讓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資金掌握在政府手裏，這個(ge) 尋租的製度基礎就變得非常大。
政府加強了對整個(ge) 經濟和社會(hui) 的管控，腐敗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因為(wei) 權力有價(jia) ，所以發展出買(mai) 官賣官的現象，腐敗侵入到黨(dang) 政軍(jun) 的軀體(ti) 之中，造成了嚴(yan) 重的社會(hui) 不滿。
十八大做出決(jue) 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麵深化改革。這個(ge) 決(jue) 定要求通過十六個(ge) 方麵的336項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場經濟體(ti) 製，這樣我們(men) 在今年就迎來了全麵深化改革元年。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
那麽(me) ，我們(men) 要做些什麽(me) 事呢？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決(jue) 定，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經濟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作用。就是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336項的大部分都是環繞這個(ge) 任務做出的，這一句話裏麵實際上有五個(ge) 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個(ge) 統一的市場體(ti) 係。政府配置資源是用兩(liang) 個(ge) 係統構建組織框架，一個(ge) 係統是所謂條條，按行業(ye) 的，另外一個(ge) 係統是按塊塊的，按地區，這個(ge) 一體(ti) 化的市場，實際上是被條條塊塊所切斷了的碎片化的市場。我們(men)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市場的規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個(ge) 民族國家的範圍內(nei) 形成統一市場，但是中國的市場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要求。要建立統一市場，就要消除這種條塊的分割。
第二，它是開放的，我們(men) 現在的市場不是對所有市場主體(ti) 開放的，是分等級的，有所謂的國企和集體(ti) 企業(ye) 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異類。所以我們(men) 要建立一個(ge) 對所有市場主題平等對待、一體(ti) 開放的市場，他們(men) 能夠平等地獲取生產(chan) 要素。
第三，就是競爭(zheng) 性，競爭(zheng) 性是市場的靈魂，但因為(wei) 行政權力的幹預，各種各樣有行政背景的壟斷出現，這個(ge) 市場就缺乏競爭(zheng) 性，和權力的關(guan) 係不同，在市場中不同主體(ti) 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更嚴(yan) 重，所以要建立一個(ge) 競爭(zheng) 性的市場體(ti) 係。
第四，因為(wei) 有各種權力的幹預，中國的市場是無序的。經常是紅頭文件治國，而不是根據法律在統一規則的基礎上進行競爭(zheng) 。所謂有序的市場就是說市場體(ti) 係是建立在規則基礎和法治基礎上。
最後一條，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還要進行其他各項改革。比如說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審判獨立，這些都跟建立這樣一個(ge) 市場有關(guan) 。如果這些改革能夠順利，那麽(me) 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業(ye) 自主經營、公平競爭(zheng) 、消費者自由選擇、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ti) 係。
克服意識形態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礙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議非常好，但這並不等於(yu) 說這個(ge) 決(jue) 議通過以後就萬(wan) 事大吉了。實際上我們(men) 現在走上了一個(ge) 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艱難險阻需要克服，這些阻礙大概主要是有三個(ge) 方麵。
第一個(ge) 是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因為(wei) 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是從(cong) 蘇聯學來的經濟體(ti) 製，而反映這套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的意識形態有非常深遠的影響，至今沒有經過認真地清理。雖然這種影響在逐漸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為(wei) 物質利益上的原因，打這個(ge) 旗號。
當然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還是第二點，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應該說改革30多年來，確實有人在新的體(ti) 製下靠他的努力獲得利益，不管是勤於(yu) 勞動還是善於(yu) 經營，這種利益並不會(hui) 造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取得利益，發財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會(hui) 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
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作用的權力正是他們(men) 發財致富的基礎，或者說是他們(men) 的通靈寶玉，自然是不願意放棄的。二十一世紀以來，他們(men) 的勢力也變得非常強大，這就使得我們(men) 的進一步改革，一定會(hui) 碰到這種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還有第三個(ge) 問題，就是一些實際的矛盾和困難。因為(wei) 中國經濟在帶病的體(ti) 製下運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積累起了一係列的矛盾，造成了現在經濟發展和進一步改革的困難。
第一就是因為(wei) 粗放的增長方式，大量的耗費資源，造成了資源嚴(yan) 重的短缺，現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進口依存度都變得非常高。另外因為(wei) 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汙染，使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化，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空氣和水都出了問題。
第二個(ge) 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麵我們(men) 的貨幣流通總量過大，2001年貨幣流通總量才十幾萬(wan) 億(yi) ，現在卻超過110萬(wan) 億(yi) 。但在很多市場環節上都表現為(wei) 需求不足，經濟增速下降。
第三個(ge) 就是產(chan) 能過剩，企業(ye) 經營困難，政府大量投資的結果造成兩(liang) 方麵的問題，一方麵大量投資造成了產(chan) 能增長更快，另一方麵投資率太高，消費率就太低，所以最終需求不足。現在主要的產(chan) 品幾乎找不到沒有產(chan) 能不過剩的了。比如唐山鋼鐵的生產(chan) 能力超過了歐洲各國的總量，但是銷不掉。所以鋼廠普遍變得虧(kui) 損，造成國營企業(ye) 負債(zhai) 和地方政府負債(zhai) 。這個(ge) 負債(zhai) 率根據去年的統計，國民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或者叫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負債(zhai) 率就超過了GDP的200%，一般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警戒線。所以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出現係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它會(hui) 造成整個(ge) 市場係統的崩潰。
所以現在有兩(liang) 種主要意見，一種意見說應該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認為(wei) 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強刺激政策。因為(wei) 2009年4萬(wan) 億(yi) 投資和10萬(wan) 億(yi) 貸款所造成的負麵影響到現在還沒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的話，投資的回報一定是遞減的。從(cong) 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確實是衰減的。盡管如此，最近這幾個(ge) 星期主張采取刺激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要解決(jue) 這些困境，一方麵要有很高的專(zhuan) 業(ye) 素養(yang) ，同時還要有巧妙的運作藝術。我們(men) 現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樣。1984年時，因為(wei) 整個(ge) 命令經濟處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隻要采取一點改革措施，它就馬上能解放人們(men) 的創造力，提高人們(men) 的積極性。我們(men) 現在已經初步建立起了一個(ge) 市場經濟體(ti) 係，所以麵臨(lin) 的問題非常複雜，而且不斷有新的東(dong) 西出現。比如影子銀行、網絡金融等問題，這都需要有很高的專(zhuan) 業(ye) 素養(yang) ，因為(wei) 矛盾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所以你還是要有藝術，不可能四麵出擊，而且要能夠研究出問題本質是什麽(me) ，重點在什麽(me) 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個(ge) 製度和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
總之我們(men) 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夠實現全麵深化改革的任務，就需要攻堅克難，我想十八大那兩(liang) 句話說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全麵深化改革。那什麽(me) 是政治勇氣，就是要毫不動搖地捍衛改革開放的偉(wei) 大旗幟，要克服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克服來自既得利益的障礙，講政治智慧。
著力推進改革防止係統性經濟崩盤
就係統性風險，我們(men) 現在流通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200%，這是一個(ge) 很高的比例，這個(ge) 杠杆率不能再提高，太高了，就是懸在我們(men) 頭上的一把劍，中長期就有造成動蕩的危險。正確的方針就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於(yu) 發生係統性危機，就是說不至於(yu) 崩盤的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隻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夠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困難。那麽(me) 我們(men) 要防止發生係統性危機，可以做些什麽(me) 呢？
第一個(ge) 就是要停止那些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經濟學基本的約束條件就是資源是稀缺的，在現在資源緊缺的情況下絕不能繼續往裏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報的、有效率的、能夠提高整個(ge) 經濟效率的投資機會(hui) 應該抓住，就一定要避免去做無效的投資。
第二，對僵屍企業(ye) 要停止輸血，有一部分企業(ye) 實際上已經是僵屍了，而且無望起死回生，但是現在還是在用銀行貸款，用政府補貼維持，這都會(hui) 是有風險積累的。
第三，就是要動用國有資本去償(chang) 還一些政府的或有負債(zhai) 。所謂或有負債(zhai) 就是說是負債(zhai) ，但是它在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裏看不見。比如說我們(men) 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那麽(me) 像這種東(dong) 西現在就趕快用政府的資本去把它還了，這樣就可以降低我們(men) 國家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杠杆率和負債(zhai) 率。
第四，就是對一些資不抵債(zhai) 或者有很高負債(zhai) 率的企業(ye) 要進行資產(chan) 重整，對那些資不抵債(zhai) 的企業(ye) 就要實施破產(chan) 重整，對於(yu) 負債(zhai) 率太高的企業(ye) 也要進行資產(chan) 重整。這樣來把風險釋放出來，把小的風險釋放出來，把大震變成一些小震，不至於(yu) 引起整個(ge) 係統的震蕩。
第五條，盤活“曬太陽”的開發區等資產(chan) 存量。征地卻沒用來開發的很多，盤活這些資產(chan) 的總量，還可以想其他的辦法，但是這件事一定要做。釋放或者消除一部分風險，使風險不至於(yu) 積累得太大。
第六，輔之以某些短期政策。當出現了某些地方資金鏈要斷裂，或者有可能引起係統性風險的時候，輔之以信貸政策、貨幣政策短期政策。
減稅放權，積累小改革匯成大改革
下麵我來說說，從(cong) 小的改革做起，如何帶來好的市場效果。2014第一季度GDP增速繼續下降，就業(ye) 情況卻比去年第一季度稍好。新增的勞動力基本消化了，登記失業(ye) 率是維持在原來的水平。2013年，第三產(chan) 業(ye) 的比重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chan) 業(ye) ，這是個(ge) 曆史性的變化。因為(wei) 服務業(ye) 的就業(ye) 彈性比起製造業(ye) 要強得多，因為(wei) 這個(ge) 結構變化，所以雖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業(ye) 的情況不但沒有惡化還有改善。
那麽(me) 我們(men) 就要問了，為(wei) 什麽(me) 從(cong) 2005年就開始強調，我也在《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裏反複強調服務業(ye) 發展的重要性，可以說呼籲了很多年，為(wei) 什麽(me) 到了這兩(liang) 年才發生了變化呢？其實在我看來這就是因為(wei) 改革。促成服務業(ye) 開始加速最重要的是兩(liang) 個(ge) 很小的改革，一個(ge) 改革就是2012年1月起從(cong) 上海開始的營業(ye) 稅改增值稅，後來到了七月，國務院決(jue) 定在全國推廣，2013年就是大麵積的推廣。當時國務院做這個(ge) 決(jue) 定的時候，放在一個(ge) 叫企業(ye) 減負的項目下，那麽(me) 改了以後，上海一改，別的城市都紛紛響應。有人說沒有什麽(me) 效果，你這個(ge) 減負減得不多，而且有些行業(ye) 稅負還增加了，所以有人覺得這個(ge) 沒有什麽(me) 意義(yi)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的許多城市都認為(wei) 這個(ge) 事情值得做？他們(men) 要求都參加這個(ge) 試點，或能夠很快在全國鋪開，有些可能是看到了短期的好處，就是因為(wei) 財政部和稅務總局主持的這項改革讓與(yu) 了稅。其實有些地方汲汲於(yu) 這個(ge) 改革，是從(cong) 更長遠地看，更本質地看，更動態地看。
為(wei) 什麽(me) 經濟學界的人都非常支持這個(ge) 營改增呢？營業(ye) 稅是對營業(ye) 額全額征稅，它的問題是重複征稅。重複征稅從(cong) 動態看有一個(ge) 很大的問題，也就是阻礙分工的深化。亞(ya) 當.斯密說，經濟發展、效率提高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分工，就是分工深化，這一點其實在服務業(ye) 裏麵表現得最明顯。拿網購來說，網購分化出來多少個(ge) 產(chan) 業(ye) 啊，容納了多少人就業(ye) ？快遞、結算、廣告設計等等都擴大了。
所以，營改增一個(ge) 重大好處就是促進分工。分工深化了，企業(ye) 中的一個(ge) 環節變成了五個(ge) 環節，稅並沒有增加，如果是營業(ye) 稅的話，五次就分化成五個(ge) 環節，就要征收五次稅！
另一個(ge) 改革是2012年從(cong) 廣東(dong) 深圳開始的，簡化工商登記，降低門檻。然後在廣東(dong) 全省試點，這成為(wei) 本屆政府簡政放權的一個(ge) 很重要的內(nei) 容。這一來，從(cong) 去年的統計來看，新登記的工商企業(ye) 的數目，許多地方都增加了70%，當然有些隻是登記了，不見得有營業(ye) 。比如說上海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幾，有一部分是衝(chong) 著自貿區先拿的一個(ge) 牌照，很多地方都這樣，主要是一些服務業(ye) 的小企業(ye) 。這隻是我們(men) 改革的前奏，在十八大以前就開始了，這些都是很小的改革，這樣小的改革也能起明顯的作用。
我認為(wei) 像這些例子，應該能增加我們(men) 對改革問題能根本解決(jue) 的信心。當然我們(men) 推進全麵深化改革，從(cong) 這屆三中全會(hui) 到現在已經一個(ge) 多季度了，我們(men) 需要來總結，怎麽(me) 能建立一個(ge) 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這是最重要的。確定一攬子小的改革，然後政府社會(hui) 合力把這個(ge) 改革推向前進。我認為(wei) 政府總是說我們(men) 現在是可控的，盡管應承認是可控的，但是我們(men) 要利用在可控的時間裏，把我們(men) 這個(ge) 體(ti) 製盡量完善起來，從(cong) 根本上消除導致經濟和社會(hui) 存在眾(zhong) 多困難和矛盾的根源性的東(dong) 西，這樣我們(men) 就可以走出一條路。
下麵是吳敬璉現場對話的內(nei) 容：
問：您對改革更樂(le) 觀了還是更謹慎呢？談談對當前局勢的判斷。
吳敬璉：一個(ge) 人的經濟地位不能說一定決(jue) 定了他的思想，但是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來說，總有人會(hui) 代表這種利益，所以應該承認既得利益的阻力是肯定會(hui) 存在的。從(cong) 這一段時間來看，好像主要的表現還不是他們(men) 站出來反對進行什麽(me) 樣的改革，而更多的是表現為(wei) 一種被動的，或者是一種消極的態度對待改革，因此我覺得現在更重要的要依靠改革的領導者和支持改革的大眾(zhong) ，主動采取行動來推進改革。
這個(ge) 時候有些人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會(hui) 站出來正麵講話，這還很難說。但是如果我們(men) 推進不力的話，我想在出了什麽(me) 問題的時候，這種聲音就會(hui) 站出來。
問：現在鋼鐵行業(ye) 內(nei) 部，有種聲音說並沒過剩，國家過於(yu) 強調淘汰了，您怎麽(me) 看？
吳敬璉：過剩不過剩我認為(wei) 這個(ge) 是明擺著的情況，我們(men) 剩餘(yu) 的鋼鐵產(chan) 能是2億(yi) 噸以上。可能有一種理念說，沒有絕對的過剩，隻要政府多投資，不是就有人把這些鋼鐵買(mai) 去了？這種邏輯我們(men) 這代人見得多了，這叫做麵中加水，水中加麵。但是它最後的結果就造成了大災難，麵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麵，明顯就像大躍進，導致現在一個(ge) 非常明顯的問題，就是貨幣流通量膨脹得這麽(me) 厲害。它會(hui) 造成係統性的危機，在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曆史上已經發生了不止一次了。
另一個(ge) 問題就是怎麽(me) 淘汰？我們(men) 前幾次都是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這個(ge) 淘汰過剩產(chan) 能的過程中，本身造成了很多不公和浪費，最好還是要用市場來解決(jue) 。當在總量適當的情況下，這個(ge) 產(chan) 能過剩就會(hui) 暴露出來，然後通過市場競爭(zheng) 的力量來消除產(chan) 能過剩，政府隻能起輔助性的作用。
問：全民所有製就是說每個(ge) 人都有一定股份，怎麽(me) 體(ti) 現的？
吳敬璉：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shu) 上，它把國有企業(ye) 就叫做全民所有製企業(ye) ，顯然它不是同一個(ge) 概念。在實際的經濟生活裏麵有這個(ge) 東(dong) 西嗎？它的產(chan) 權如何是界定不清楚的，國有製是清楚的，它就是國家的就是政府的。
問：我們(men) 現在進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了，您認為(wei) 哪些方麵需要下力？
吳敬璉：從(cong) 現在的情況看起來，一個(ge) 是金融改革，看起來它的進程大體(ti) 是正常的，好像還有一些加快的趨勢，主要是三個(ge) 內(nei) 容，一個(ge) 是放寬進入限製，支持進入創新。第二個(ge) 內(nei) 容就是兩(liang) 個(ge) 主要的價(jia) 格的市場化，一個(ge) 是利率一個(ge) 是匯率，第三就是改變監管的辦法。特別是中間一項可能是核心改革，從(cong) 這項改革因為(wei) 比如影子銀行，網絡金融的發展加上中央銀行支持金融創新，所以看起來這個(ge) 速度比原來的預想更快。
另外一項就是財稅改革，財稅改革原來爭(zheng) 議比較大，最近中央領導小組的第三次會(hui) 議，審議了財稅改革的方案，原則通過了，所以看來這個(ge) 也在加速。現在我個(ge) 人覺得需要加點力的，一個(ge) 是國企改革，比如要撥付國有資本去充實社保基金，這個(ge) 應該是不難做的。但有些政府部門反對，所以擱淺了。另外一個(ge) 是爭(zheng) 議比較大是土地產(chan) 權改革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議說得比較原則，從(cong) 具體(ti) 實施上看，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個(ge) 問題關(guan) 係重大，不但是關(guan) 係到農(nong) 民的利益，而且關(guan) 係到，譬如說我們(men) 城市化，現在出的問題跟這個(ge) 土地產(chan) 權製度是直接有關(guan) 的。像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應該加快。
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應該加快的，就是法治。沒有法治的支撐，現代市場是無法運轉的。而我們(men) 在法治建設上，雖然從(cong) 十五大就提出，但是進展得很慢，特別是司法公正、審判獨立，這次三中全會(hui) 又強調了這一條，那麽(me) 應該加快，否則經濟改革都落不到實處。
問：錢荒是因為(wei) 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guan) 係沒有處理好，還是因為(wei) 某些結構性問題？
吳敬璉：總體(ti) 來說，我同意最近央行發言人的一個(ge) 講話，它認為(wei) 總量來說是寬鬆的，但是有結構問題。譬如利率問題，國有商業(ye) 銀行的貸款利率其實是不高的，但是民營企業(ye) 往往拿不到這樣的貸款，所以利率就變得就奇高。
因為(wei) 市場沒有形成，所以它存在著很大的結構問題。貨幣的總量很大，但是有的地方不缺錢，有的地方錢很緊。不缺錢到什麽(me) 程度呢，那些央企獲得的貸款太多了，紛紛建立了房地產(chan) 公司。所以我總的意見是：總量來說是寬鬆的，貨幣是超發的，流動性是過多的，但是結構有問題。
問：您對政治體(ti) 製改革有何展望，它是否是深化改革的一把鑰匙？
吳敬璉：我們(men) 這次改革跟過去不同，這次提法叫做全麵深化改革，而過去那兩(liang) 次改革基本上是在經濟領域。正像鄧小平1986年說過的，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這是當然的。至於(yu) 說是不是要用鑰匙這樣的表達，這個(ge) 我沒想好。
問：現在講改革從(cong) 政府規劃方麵講得多，從(cong) 公民權利和參與(yu) 角度講得少，您有什麽(me) 評價(jia) ？
吳敬璉：我想政府規劃和人們(men) 的權利，講得好像不是同一個(ge) 問題。這屆三中全會(hui) 的決(jue) 議裏，就包括著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權利，不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說三中全會(hui) 決(jue) 議裏講到的，無論是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都是我們(men) 社會(hui) 發展的重大基礎，這就包括了不隻是國家的權力，國有企業(ye) 的權利，還有民眾(zhong) 及私人的權利。
政府的規劃和大眾(zhong) 的倡議，或者學界的建議，應該要兼容配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作用；政府的作用簡單地說就是一句話，提供公共服務。政府要保障宏觀經濟的穩定，不是處理微觀經濟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