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指出：“經濟體(ti) 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入理解這個(ge) 重大論斷，必須堅持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的準確定位。

 

　　《決(jue) 定》在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上提出兩(liang) 個(ge) 要點，表明了中央明確堅定的態度

 

　　《決(jue) 定》在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上提出了兩(liang) 個(ge) 要點：第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第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對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的新定位，不但肯定了市場的作用，還將其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表明了黨(dang) 中央明確堅定的態度。

 

　　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一直是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麵臨(lin) 的核心問題。1992年的十四大把改革的目標確定為(wei)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提出“使市場在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隨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根據這一目標製定了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即《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然後從(cong) 1994年起開始了經濟體(ti) 製的係統改革。再經過1997年十五大開啟的“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改革，在21世紀初宣布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初步建立起來。不過，這個(ge) 初步建立的經濟體(ti) 製仍然背負著命令經濟的許多遺產(chan) 。這種情況的延續，就形成了一種“半市場、半統製”的過渡性體(ti) 製格局。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明確指出，現有體(ti) 製在許多重大方麵“還不完善”，“生產(chan) 力發展仍麵臨(lin) 諸多體(ti) 製性障礙”，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

 

　　遺憾的是，有的人不把中國經濟的茁壯成長歸因於(yu) 改革開放，卻把它歸因於(yu) “強勢政府”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超強權力，於(yu) 是要求進一步加強各級政府對市場的“駕馭”和對社會(hui) 經濟生活的管控。各級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不但沒有削弱，相反還不斷增強，這嚴(yan) 重抑製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應有作用。這樣就造成了兩(liang) 個(ge) 嚴(yan) 重後果：一是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為(wei) 主要特征的舊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使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宏觀經濟失衡等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二是由於(yu) 各級政府手裏掌握太多太大的資源配置權力，造成了權力尋租的龐大基礎，也使腐敗蔓延，難於(yu) 遏製。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沿著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道路前行，還是沿著強化政府權力的道路前行？我認為(wei) 在這個(ge) 問題上，隻有堅持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道路，進一步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ti) 製，才有光明的未來。

 

　　順應黨(dang) 內(nei) 外廣大幹部群眾(zhong) 的要求，針對目前存在的實際情況，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明確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這充分表明了中央在這個(ge) 問題上的鮮明堅定的態度。

 

　　《決(jue) 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這切中了我國市場狀況的時弊

 

　　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不但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要達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而且指明“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基礎”。《決(jue) 定》的這一規定，切中了我國市場狀況的時弊。

 

　　現有的市場經濟體(ti) 製存在以下重大缺陷：一是條塊分隔導致市場碎片化；二是廣泛存在的行業(ye) 保護、地區保護、行政壟斷等行為(wei) ，使市場失去了它有效運行不可或缺的競爭(zheng) 性質；三是失信、欺詐、惡性競爭(zheng) 等違法違規行為(wei) 盛行，使市場秩序混亂(luan) ；四是市場發展不平衡，商品市場存在缺陷，要素市場的發展更加落後。因此，三中全會(hui) 提出：建立對所有市場主體(ti) 開放的統一市場；建立一個(ge) 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在規則的基礎上進行競爭(zheng) ，形成法治基礎上的市場體(ti) 製；建立既包括商品市場，也包括要素市場的完整市場體(ti) 係。這樣，就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jue) 定性作用的要求有了體(ti) 製機製的基礎，因而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產(chan) 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應該認識到，由於(yu) 改革是在原有的政府機構和執政力量的領導下進行的，原有的政府機構幹預權力過分巨大，與(yu) 市場經濟不相適應，其本身與(yu) 舊的體(ti) 製不可避免地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因此也就會(hui) 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即三中全會(hui) 所決(jue) 定進行的改革會(hui) 遇到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的阻撓。在改革推進之中，也會(hui) 遇到體(ti) 製轉軌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種種實際困難。所以，我們(men) 必須群策群力，攻堅克難，按照三中全會(hui) 的部署，達到全麵深化改革的完全成功。

 

　　關(guan) 鍵問題在於(yu) 什麽(me) 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怎樣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從(cong) 借鑒國際經驗的角度講，在各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定位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的問題，經曆過一個(ge) 思想變化的過程。1776年，經濟學家亞(ya) 當·斯密出版了古典經濟學經典之作《國富論》，抨擊重商主義(yi) 時代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弘揚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確立。然而從(cong) 19世紀後期開始，潮流朝相反方向轉變，發達國家政府規製經濟的活動開始增加，政府權力日益擴大。強化政府職能的趨勢大約持續了半個(ge) 多世紀，此後風向倒轉過來，新自由主義(yi) 成為(wei) 時尚。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凱恩斯主義(yi) 對於(yu) 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的批評不絕於(yu) 耳。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這兩(liang) 種學術派別的爭(zheng) 論更是大大升溫。

 

　　需要注意的是，國際上以上兩(liang) 個(ge) 經濟學學派的爭(zheng) 論，並不意味著有哪一個(ge) 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命令經濟體(ti) 製上去。即使他們(men) 支持對某些企業(ye) 實行國有化，那也隻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製度安排。但是近年來，對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一些發達國家應對措施的認識，出現了某種誤區。因此，在具有計劃和市場雙重性的過渡體(ti) 製建立後，就出現了兩(liang) 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chan) 品等方麵的職能，使過渡性的體(ti) 製逐漸成長為(wei) 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wei) “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製和幹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變為(wei) 政府全麵控製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畸形體(ti) 製。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因此，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明確提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裏的關(guan) 鍵問題在於(yu) 什麽(me) 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怎樣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jue) 定》說得很清楚，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you) 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zheng) ，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政府為(wei) 了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著力解決(jue) 市場體(ti) 係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作者為(wei)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