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一直關(guan) 注著改革事業(ye) ，不斷為(wei) 推進改革鼓與(yu) 呼。kaiyun官方地址走到今天這一步，已經到了一個(ge) 關(guan) 鍵節點，下一步市場化機製怎樣推進？政府的作用如何發揮？都是必須回答的問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此專(zhuan) 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吳敬璉。

 

　　合理界定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

 

　　中國經濟時報：在中國的改革曆程中，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在不斷演變，大家對兩(liang) 者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在您看來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應該在哪裏？

 

　　吳敬璉：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一直是kaiyun官方地址麵臨(lin) 的核心問題。黨(dang) 的十四大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根據這一目標製定了經濟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即《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然後從(cong) 1994年起開始了經濟體(ti) 製的係統改革。再經過1997年十五大開啟的 “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改革，在20世紀末宣布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初步建立起來。

 

　　不過，這個(ge) 初步建立的經濟體(ti) 製仍然背負著命令經濟的沉重遺產(chan) 。這種情況延續下來，就形成了一種“半市場、半統製”的過渡性體(ti) 製格局。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明確指出，現有體(ti) 製在許多重大方麵 “還不完善”，“生產(chan) 力發展仍麵臨(lin) 諸多體(ti) 製性障礙”，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

 

　　遺憾的是，有些人不把中國經濟的茁壯成長歸因於(yu) 改革開放，卻把它歸因於(yu) “強勢政府”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超強權力，於(yu) 是在“半市場、半統製”的體(ti) 製中，各級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統製不但沒有削弱，相反還不斷增強。這樣就造成了兩(liang) 個(ge) 嚴(yan) 重後果：

 

　　一是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為(wei) 主要特征的舊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 “十一五”規劃雖再次規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到了 “十一五”最後一年，卻發現增長方式仍然沒有轉過來。在“十二五”規劃製定的過程中，這個(ge) 議題提到了更高的政治高度，指出“轉型刻不容緩”的問題。但是，由於(yu) 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指出的體(ti) 製性障礙未能得到消除，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一直轉不過來，從(cong) 而造成了一係列嚴(yan) 重問題，諸如資源匱乏、環境破壞以及宏觀經濟上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造成的房地產(chan) 泡沫，一直到大眾(zhong) 消費不足等社會(hui) 問題愈演愈烈。

 

　　另外一個(ge) 嚴(yan) 重後果是，由於(yu) 政府手裏掌握太多太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官員利用權力對市場的幹預和對價(jia) 格的管控，造成了權力尋租的龐大基礎。這個(ge) 龐大製度基礎造成了腐敗活動的製度性蔓延，導致許多嚴(yan) 重的經濟社會(hui) 問題。中國整體(ti) 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guan) 鍵在於(yu) 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把直接控製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wei) 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並將政府行為(wei) 置於(yu) 民眾(zhong) 的監督之下。

 

　　從(cong) 借鑒國際經驗的角度講，在各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定位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經曆過一個(ge) 思想變化的過程。

 

　　吳敬璉，經濟學家，1930年1月24日生於(yu) 江蘇南京市，1954年畢業(ye) 於(yu) 複旦大學經濟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984至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hui) （IAM）“傑出成就獎”；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

 

　　1776年，經濟學家亞(ya) 當·斯密出版了古典經濟學經典之作《國富論》，抨擊重商主義(yi) 時代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弘揚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確立。然而，從(cong) 19世紀後期開始，潮流朝相反方向轉變，發達國家政府規製經濟的活動開始增加。整個(ge) 20世紀上半葉，政府權力日益擴大。強化政府職能的趨勢大約持續了半個(ge) 多世紀，此後風向倒轉過來，新自由主義(yi) 成為(wei) 時尚。在蘇東(dong) 劇變後的一段時間裏，許多人認為(wei) ，蘇聯和東(dong) 歐國家政治經濟體(ti) 係的崩潰意味著“曆史的終結”：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問題已經按照全麵向市場傾(qing) 斜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了。然而人們(men) 很快發現，曆史並未終結，政府與(yu) 市場的衝(chong) 突隻是改變了形式，它將在新的更高的層次上展開。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凱恩斯主義(yi) 對於(yu) 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的批評不絕於(yu) 耳。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這兩(liang) 種學術派別的爭(zheng) 論更大大升溫。

 

　　對於(yu) 我們(men) 來說，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以上兩(liang) 個(ge) 學派的爭(zheng) 論，並不意味著有哪一個(ge) 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ti) 製去。即使他們(men) 支持對某些企業(ye) 實行國有化，那也隻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製度安排。

 

　　20世紀社會(hui) 經濟製度變遷的基本脈絡告訴我們(men) ：在市場製度範圍內(nei) ，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運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ge) 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具體(ti) 情況加以確定。

 

　　從(cong) 宏觀層麵來看，過渡體(ti) 製建立後，就出現了兩(liang) 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chan) 品等方麵的職能，使過渡性的體(ti) 製逐漸成長為(wei) 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 （我把它稱為(wei) “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製和幹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蛻變為(wei) 政府全麵控製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畸形體(ti) 製。

 

　　從(cong) 微觀層麵來看，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一是正確劃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範圍；二是在市場機製和行政手段之間進行適當的搭配。分清楚哪些問題應當由市場解決(jue) ，哪些問題需要政府進行幹預，哪些問題需要由市場和政府協調解決(jue) 以及二者如何協調。

 

　　下一步改革必須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

 

　　中國經濟時報：怎樣理解十八大報告中 “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吳敬璉：正如前麵所說，我們(men) 現在的體(ti) 製是一個(ge) 從(cong) 舊體(ti) 製轉向新體(ti) 製的過渡性體(ti) 製。這種過渡性體(ti) 製有兩(liang) 種不同的發展前途：一種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在規則基礎上運行的現代市場經濟製度；另一種前途是強化政府對國民經濟和整個(ge) 社會(hui) 的管控，使中國經濟墮入國家資本主義(yi) 或者權貴資本主義(yi) 的窮途。這種過渡性體(ti) 製是此消彼長，還是此長彼消呢？換句話說，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道路前行，還是沿著強化政府權力的國家資本主義(yi) 道路前行？

 

　　在這個(ge) 問題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倒退是絕無出路的。我認為(wei) ，隻有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進一步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製度，這樣中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因為(wei) 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ti) 製必須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提升為(wei) 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即“基於(yu) 法治的市場經濟”；否則，一些長期困擾我們(men) 的問題，例如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造成宏觀經濟波動的粗放發展方式難於(yu) 轉型、權力尋租的腐敗行為(wei) 蔓延滋長等也都很難得到遏製。如果說中國迄今為(wei) 止經濟發展的成績是基於(yu) 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的話，那麽(me) 今後的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從(cong) 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邁向基於(yu) 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改革。

 

　　但是，應該認識到，由於(yu) 改革是在原有的政府機構和執政力量的領導下進行的，原有的政府機構是幹預權力過分巨大而與(yu) 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全能政府”，其本身與(yu) 舊的體(ti) 製不可避免地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因此也就存在一種危險，即改革的決(jue) 心和意誌被舊體(ti) 製的習(xi) 慣勢力所軟化，過分遷就反對改革的力量，在本來可以推進改革的時候遲疑不決(jue) 。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權力的擴張必然造成尋租基礎的擴大，而尋租基礎的擴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敗的蔓延。所以，政府必須下決(jue) 心將不該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同時管好自己必須管的事。

 

　　從(cong) 國際上一些國家的教訓看，不能抽象地談論強政府的優(you) 勢和弱政府的劣勢，而是要弄清政府權力的邊界。在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上，不能取代市場，不能利用公權攬買(mai) 賣。我們(men) 需要的是一個(ge) 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麵對目前的現實，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為(wei) ，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強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麽(me) ：是為(wei) 市場的有效運行建立一個(ge) 好的製度環境和提供市場所無法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以便提升市場，還是用政府的強製力量去駕馭市場、壓抑市場和取代市場？正如許多後發展國家現代化曆史所表明的那樣，必須堅定地推進經濟和政治體(ti) 製改革，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隻有這樣，才能走出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