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謀變。

“為(wei) 什麽(me)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會(hui) 成為(wei) 未來發展的主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因為(wei) 現有的增長模式的弊端凸顯，造成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等一係列經濟社會(hui) 問題。

　　吳認為(wei) ，宏觀經濟兩(liang) 難困境下，一方麵要采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另一方麵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jue) 長期發展的問題，加快向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而轉型能否成功，則有賴於(yu) 能否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加快全麵改革，打破束縛生產(chan) 力發展的體(ti) 製性障礙，建立有利於(yu) 發揮創新精神的體(ti) 製機製。”吳指出，這種“新改革共識”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我們(men) 原來改革共識的基礎上存利去弊，向前推進。

　　如今，2012年已經接近尾聲，離實現在202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目標還有七年多一點的時間，基本上到“十三五”就要完成這一目標，任務重，時間緊迫。

　　為(wei) 了實現這一設想，吳敬璉認為(wei) 除了要盡快形成改革共識，在改革策略上，要更加重視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頂層設計和總體(ti) 規劃，並注意與(yu) 從(cong) 下而上的改革試驗結合起來，實現頂層設計與(yu) 基層創新的良性互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線

　　《21世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是什麽(me) ？

　　吳敬璉：目前對於(yu) 什麽(me) 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為(wei) 什麽(me)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眾(zhong) 說紛紜。近代以來，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區分為(wei) 兩(liang) 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包括投資和勞動力投入）驅動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也稱為(wei) 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或集約型增長模式。轉變增長模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nei) 容，就是從(cong) 前一種增長模式轉變為(wei) 現代經濟增長模式。

　　中國為(wei) 什麽(me) 要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根本的原因，是從(cong) 第一個(ge) 五年計劃（1953-1957）起，中國就從(cong) 蘇聯承襲了斯大林稱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路線”的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經濟社會(hui) 矛盾的日益嚴(yan) 重。這些矛盾包括：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

　　1994年實施人民幣深度貶值和匯率並軌，支持了出口貿易的大發展，一方麵使得我們(men) 維持了199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麵，外匯結餘(yu) 不斷累積，中央銀行為(wei) 維持匯率穩定，發行大量貨幣來購買(mai) 外匯。貨幣超發的後續效應顯現，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和房地產(chan) 等資產(chan) 泡沫成為(wei) 宏觀經濟的常態。

　　中國經濟出現的上述問題，在本世紀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且不說股市和房地產(chan) 市場泡沫的形成，即使滯後期較長的居民消費物價(jia) 指數（CPI），也從(cong) 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國政府不得不從(cong) 2008年2季度起采取緊縮政策，防止惡性通貨膨脹的爆發。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資和貸款的措施來“保8”。2011年通貨膨脹再次抬頭和再次實施緊縮政策。

　　今年以來GDP增速下滑超出預料。現在許多人呼籲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來阻止增長率下滑。其實正像我在兩(liang) 年前已經說過的那樣，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陷入了既不能“緊”又不能“鬆”的兩(liang) 難困境。隻能采取標本兼治的“兩(liang) 手對策”，一方麵采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不致發生嚴(yan) 重通脹或經濟崩盤；另一方麵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jue) 長期發展的問題，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上。

　　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與(yu) 一些東(dong) 亞(ya) 國家和地區十分相似。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ya) 等東(dong) 亞(ya) 經濟體(ti) 通過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曾經取得了二十來年高速增長的優(you) 良成績，但在長期執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宏觀經濟大問題。在危機發生後，東(dong) 亞(ya) 各經濟體(ti) 表現各異。其中，韓國在亞(ya) 洲金融危機中雖然受到比較嚴(yan) 重的衝(chong) 擊，但是他們(men) 一方麵通過短期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一方麵采取了堅決(jue) 的改革措施，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ti) 效率。現在韓國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力和技術創新都達到了世界級水平。

　　這幾年中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盡其所能，采取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穩定，相當不容易。但是我們(men)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短期穩定政策不能解決(jue) 根本問題。經濟經常處在非常緊張的狀態，稍有閃失就會(hui) 出現像日本一樣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機。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時已經是一個(ge) 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了，中國的底子還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還很低，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根本的出路還在於(yu) 是解決(jue) 增長模式的問題，或者如“十二五”規劃講的，“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障礙

　　《21世紀》：至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並不理想，您認為(wei) ，為(wei) 何會(hui) 出現這種問題？

　　吳敬鏈：首先，是因為(wei) 存在認識方麵的障礙。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都是由大規模的投資支撐的，因為(wei) 按照斯大林欽定的“馬克思主義(yi) 再生產(chan) 基本原理”，積累（投資）是擴大再生產(chan) 即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

　　雖然每一次增長的“大躍進”，都帶來了大災難，但直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wei) 大規模投資支持GDP高速增長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科學原理”。

　　其次，是因為(wei) 存在體(ti) 製方麵的障礙。在討論“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曾經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遇到的體(ti) 製性障礙，歸納為(wei) 四條：第一，政府保持著對一些重要資源（如土地、銀行信貸）的配置權利。第二，GDP增長作為(wei) 幹部業(ye) 績主要的標準。這兩(liang) 條加在一起，使得各級政府官員努力運用掌握資源的能力營造GDP增長政績。第三，現行財稅體(ti) 製使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去追求GDP。從(cong) 財政收入看，一半的財政收入是來自生產(chan) 型增值稅，而生產(chan) 型增值稅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依賴於(yu) 物質生產(chan) 部門GDP的增長；從(cong) 財政支出來看，很多應該由中央支出的責任（在中國叫做“事權”）都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須努力籌錢才能夠承擔起他的支出責任。結果，地方政府必須努力提高GDP的增長速度。第四，從(cong) 計劃經濟沿襲下來的生產(chan) 定價(jia) 製度通常人為(wei) 壓低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助長了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wei) 。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麵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除投資外，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還得益於(yu) 以下因素：改革開放解放了民間創業(ye) 的積極性；改革推動的城市化使大量原來低效利用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運用；通過對外開放和引進國外先進裝備和技術，迅速縮小了與(yu) 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了生產(chan) 效率。

　　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wei) 資源投入和效率提高雙重驅動，其中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左右。與(yu) 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較，這自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men) 也要認識到：這種進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須找到新的增長源泉，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好勢頭。

　　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製造業(ye) 技術水平與(yu) 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了。然而，當中國產(chan) 業(ye) 的技術水平愈是接近外國產(chan) 業(ye) 技術的一般水平，中國企業(ye) 靠進外國裝備和技術實現所謂“適應性創新”的空間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創性的創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趕進行創新的步伐，中國企業(ye) 就無法保持自己的發展勢頭。

　　改革開放以來效率提高的另外一個(ge) 因素，即勞動和土地資源由於(yu) 產(chan) 業(ye) 結構轉換帶來的效率提高，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以勞動力從(cong) 低效產(chan) 業(ye) 到高效產(chan) 業(ye) 的轉移，即獲得所謂“人口紅利”而論，由於(yu) 農(nong) 村富餘(yu) 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麵正在消失，要繼續通過農(nong) 村富餘(yu) 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ye) 轉移來提高效率的潛力已經不大。而且，隨

　　著勞動力供應趨緊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簡單加工業(ye) 的低工資成本優(you) 勢也將風光不再。

　　總之，我們(men) 已經不能指望繼續沿用前30年的老辦法來提高經濟效率了。據一些經濟學家報告，近年來效率提高對於(yu) 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升反降，就是上述問題已經出現的明證。在中等收入的發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我們(men) 就可能會(hui) 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用改革推動發展轉型和產(chan) 業(ye) 升級

　　《21世紀》：實現從(cong) 適應性創新到原創性創新的轉變對我國的經濟轉型至關(guan) 重要，那麽(me)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政府應當扮演什麽(me) 角色？

　　吳敬鏈：過去我們(men) 常說，由於(yu) 中國缺乏技術人才、缺乏技術積累，經濟增長方式隻能十分粗放。但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受過訓練的技術人才數量目前已經居於(yu) 世界第一位。技術發明也數量眾(zhong) 多，而且有些發明已經接近甚至突破世界前沿。現在的問題在於(yu) ，新技術的產(chan) 品化、產(chan) 業(ye) 化步履維艱，許多新技術死在搖籃之中，即使勉強轉化成了產(chan) 品，企業(ye) 也長期做不大，新技術拖成了舊技術，企業(ye) 也成了“小老頭樹”。症結在於(yu) 缺乏有利於(yu) 創新和創業(ye) 的體(ti) 製機製環境。

　　現在政府需要主動改變自己的行為(wei) 方式。首先要牢牢樹立“創新的主體(ti) 是企業(ye) ”的觀念，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同時，要把注意力轉向自己應當管的事情，並且把它們(men) 管好。其中，首要的是為(wei) 企業(ye) 的經營活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搭建公平競爭(zheng) 的舞台。在這個(ge) 方麵，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創新的動力來自企業(ye) 對社會(hui) 的貢獻和得到的回報的一致性。政府對少數“重點企業(ye) ”的政策傾(qing) 斜，往往損害了眾(zhong) 多一般企業(ye) 創新的積極性。

　　對於(yu) 創新，需要做更寬闊的理解，不要一提創新，就想到高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或者“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拔地而起。製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等，也都是重要的創新方式，可以直接帶來利潤。

　　正如前麵說到，目前的生產(chan) 力發展在內(nei) 還麵臨(lin) 著諸多體(ti) 製性障礙，而言要打破“諸多體(ti) 製性障礙”，唯一的辦法是切實推進經濟、社會(hui) 、政治、文化等方麵的體(ti) 製改革。所以“十二五”規劃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jue) 心和勇氣全麵推進各領域改革。”隻有全麵改革才能打破發展轉型的“體(ti) 製性障礙”，才能建立有利於(yu) 發揮創新精神的體(ti) 製機製。

　　《21世紀》：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明確提出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ti) 規劃。現在為(wei) 什麽(me) 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

　　吳敬璉：kaiyun官方地址在上世紀80-90年代是做出過頂層設計的。不過，當時不叫“頂層設計”，而叫“目標模式”，即“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現在再次提出“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現在不少人認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從(cong) 來沒有明確的目標，一直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二是近年來有些人摸到了另一塊“石頭”，要求采取有別於(yu) 市場經濟的另一種“頂層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