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石頭”與(yu) 理論自覺

　　財新《kaiyun官方地址》：經過大規模的留學和進修之後，中國的經濟學家重新融入世界主流經濟學，他們(men) 如何大規模地參與(yu) 到政府決(jue) 策中？

　　吳敬璉：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社會(hui) 矛盾主要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國有經濟繼續在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的作用，支配著絕大部分經濟資源。這種經濟製度天然地傾(qing) 向於(yu) 用大量投資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和國有企業(ye) 的盈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以致在1979年-1988年的十年中爆發了三次嚴(yan) 重的通貨膨脹，特別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嚴(yan) 重的通貨膨脹和全麵搶購，敗壞了改革的名聲。第二，強大的命令經濟與(yu) 處於(yu) 從(cong) 屬地位的市場經濟“雙軌並存”，形成了尋租活動的製度基礎。這使利用支配資源的行政權力謀私利的腐敗行為(wei) 迅速蔓延。通貨膨脹和腐敗滋生引起了大眾(zhong) 的極大不滿，導致1989年的政治動蕩。

　　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識到，kaiyun官方地址不能停留在沒有預定目標的狀態。1984年中共中央全會(hui) 的決(jue) 定把改革的目標確定為(wei) “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要點是：1，“通過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開，增強國有企業(ye) 的活力”，2，“通過逐步縮小國家統一定價(jia) 的範圍，適當擴大浮動價(jia) 格和自由價(jia) 格的範圍”。但上述決(jue) 定並沒有對改革的目標，即所謂“社會(hui) 主義(yi)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做出清晰的界定。

　　好在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逐漸成長出一批具有現代經濟學素養(yang) 的經濟學家。他們(men) 與(yu) 國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也十分活躍。於(yu) 是，進入了中外經濟學家共同探索kaiyun官方地址的目標模式新階段。

　　財新《kaiyun官方地址》：進入新階段之後，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做了哪些工作，成果如何？

　　吳敬璉：在這方麵，具有重要意義(yi) 的中外合作項目，是1984年世界銀行根據鄧小平的提議組織的對中國經濟的考察。在中方工作小組的支持下，世界銀行的國際專(zhuan) 家團隊寫(xie) 出了《中國：長期發展麵臨(lin) 的問題和選擇》的考察報告，受到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學家的高度重視。

　　1985年是進一步明確改革目標和基本路徑的年份，發生了三個(ge) 重要事件。

　　1.第一份《經濟體(ti) 製改革總體(ti) 規劃》的產(chan) 生。

　　1985年5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郭樹清等三位受過經濟學訓練的研究生上書(shu) 國務院領導，要求製定全麵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支持下，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組織了由樓繼偉(wei) 、郭樹清等九位經濟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並很快寫(xie) 出《經濟體(ti) 製改革總體(ti) 規劃構思（初稿）》。這份“規劃構思”用經濟學的語言為(wei) 已經被中國政府確定為(wei) 改革目標的“商品經濟”描繪了清晰的圖畫，指出：在“商品經濟”中，“市場體(ti) 係構成經濟機製的基礎”；企業(ye) 根據市場關(guan) 係自主決(jue) 定自己的活動，勞動者自主地選擇職業(ye) ；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則由間接控製為(wei) 主取代直接控製為(wei) 主的體(ti) 製。

　　這一規劃還設想，改革可以分兩(liang) 個(ge)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實現商品市場的價(jia) 格改革為(wei) 中心，配套進行企業(ye) 改革、財稅體(ti) 製改革、金融體(ti) 製改革和建立中央銀行製度。第二階段以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場，取消指令性計劃，完成從(cong) 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轉型。

　　2.“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hui) ”對於(yu) kaiyun官方地址兩(liang) 個(ge) 重大問題的討論。

　　在確定kaiyun官方地址的若幹重大政策問題上，1985年9月由國家體(ti) 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hui) ”（巴山輪會(hui) 議）具有裏程牌的意義(yi) 。

　　第一，會(hui) 議對kaiyun官方地址宜於(yu) 選取的體(ti) 製目標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yu) 會(hui) 的科爾奈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經濟改革可以選擇間接的行政協調，也可以選擇宏觀控製下的市場協調。在討論中，具備現代經濟學素養(yang) 的中國經濟學家認同科爾奈的分析和選擇，把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看作中國經濟改革的首選目標。

　　第二，會(hui) 議對確定轉型期間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針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國早期的討論中，據稱代表“主流經濟學”觀點的通貨膨脹有益論曾占有優(you) 勢地位。通過與(yu) 會(hui) 學者對中國當時經濟情況和對劉國光、趙人偉(wei) 介紹中國學術界爭(zheng) 論情況的論文的討論，與(yu) 會(hui) 的外國專(zhuan) 家托賓、凱恩克勞斯和埃明格爾一致認為(wei) ，中國應當采取緊縮性的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應對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問題。

　　1988年9月，弗裏德曼教授在訪問中國和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也做了相同的政策建議，盡管他與(yu) 托賓處於(yu) 對立的經濟學派。後來，我就此向他提問，他解釋說，經濟學家之間的爭(zheng) 論，經常是發生在相對次要的問題上，而在最基本的問題上並無分歧。

　　在經濟學家、經濟官員取得共識的基礎上，中國在1985年製定的“七五計劃”（1986年-1990年）中確立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便為(wei) 經濟改革的順利推進和開放創造有利環境的方針。後來背離此方針的幾次巨大經濟波動，從(cong) 反麵印證了這是一條符合於(yu) 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正確方針。

　　3.中共中央全會(hui) 接受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ti) 目標。1985年9月末，中共中央在它製定的《關(guan) 於(yu) 製定第七個(ge) 五年計劃（1986年-1990年）的建議》中，接受了經濟學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七五”期間圍繞，1）將國有企業(ye) 改造為(wei)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的“商品生產(chan) 者和經營者”，2）發展由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組成的市場體(ti) 係，3）將國家對經濟的調控逐步由直接調控為(wei) 主轉向以間接調控為(wei) 主等三個(ge) 方麵的改革，配套地搞好價(jia) 格體(ti) 係、財政體(ti) 製、金融體(ti) 製和勞動工資製度等方麵的改革，在1986年-1990年的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內(nei) ，奠定新經濟體(ti) 製的基礎。

　　“中國之謎”仍有待經濟學家破解

　　財新《kaiyun官方地址》：目前，中國成為(wei) 僅(jin) 次於(yu) 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ti) ，但也出現了“國進民退”、腐敗蔓延、貧富分化等情況，原因何在？

　　吳敬璉：當我們(men) 講述中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故事的時候，還必須冷靜地看到，中國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ti) 製還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現為(wei) 國有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表現在：1）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chan) 總值中並不占有優(you) 勢，但它仍然控製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ye) 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ye) 中繼續處於(yu) 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的官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製價(jia) 格等手段對企業(ye) 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幹預。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有深刻的社會(hui) 和曆史根源的。

　　在kaiyun官方地址初期，不但政治領導人和計劃官員傾(qing) 心於(yu)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即使以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為(wei) 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責任。

　　但是，與(yu) 日韓等國不同，中國的現行體(ti) 製是從(cong) “國家辛迪加”演變而來，擁有龐大的直接管理國民經濟的國家機器和強大的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形成了一種“半統製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

　　這樣的體(ti) 製建立後，就出現了兩(liang) 種可能的發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chan) 品等方麵的職能，逐漸成長為(wei) 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製和幹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蛻變為(wei) 政府控製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經濟。

　　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jia) 格放開，當包括數百萬(wan) 縣鄉(xiang) 鎮政府所屬的鄉(xiang) 鎮企業(ye) 改製成為(wei) 私有企業(ye) 時，市場的力量曾經大大增強。反之，當本世紀初國有大企業(ye) 進一步改革受到阻礙，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倒退現象，或者以宏觀調控的名義(yi) 加強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控製和幹預時，國家資本主義(yi) 的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

　　財新《kaiyun官方地址》：“中國模式論”最近似乎很有市場，經濟學界出現了明顯的爭(zheng) 論，在此情況下，如何看待經濟學在未來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作用？

　　吳敬璉：當前在中國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於(yu) “半統製經濟、半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存在和近年來國家部門力量的強化，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wei) ，以國有經濟主導國民經濟、強勢政府“駕馭”市場為(wei) 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能夠正確製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和政策，體(ti) 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you) 勢。這不但創造了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而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為(wei) 發達國家所豔羨，可以充當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種觀點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yu) 市場化改革解放了人們(men) 的創業(ye) 精神，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製和大量投入要素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hui) 造成嚴(yan) 重的經濟社會(hui) 後果。

　　第一，與(yu) 強勢政府控製整個(ge) 社會(hui) 的體(ti) 製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在這種增長方式下，雖然短時期內(nei) 能夠依靠政府強製動員和投入社會(hui) 資源，加上從(cong) 國外引進技術來維持高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不可持續。近年來這種增長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愈演愈烈。1994年以後，中國運用日本等東(dong) 亞(ya) 國家的經驗，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用淨出口需求支持經濟的高速度增長。出口貿易刺激了沿海地區加工工業(ye) 大量引進技術和雇用低工資農(nong) 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最先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地區的情況一樣，中國在經曆了十來年出口推動的繁榮後，在20世紀初期，在微觀經濟領域出現了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觀經濟領域，則出現了貨幣超發、資產(chan) 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等病象。所有這些都向我們(men) 警示：如果不能盡快打破體(ti) 製性的障礙，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hui) 災難。

　　第二，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著社會(hui) 動蕩。

　　在1988年-1998年，中國經濟學家曾經對轉型期間的腐敗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提出通過市場化改革鏟除腐敗活動的製度基礎，20世紀90年代初的商品價(jia) 格自由化，曾經也阻斷了通過商品價(jia) 格雙軌製尋租的“官倒”們(men) 的財路。然而，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使尋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由於(yu) 體(ti) 製的演進會(hui) 有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尋租活動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hui) 力求推動“半統製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體(ti) 製向國家資本主義(yi) 乃至權貴資本主義(yi) 發展。如果沒有步伐較大的改革阻斷這一路徑，使之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會(hui) 像諾斯（DouglasNorth）所說，除非經過很大的社會(hui) 震蕩，就難於(yu) 退出了。

　　與(yu) 此相關(guan) 的一個(ge) 政治經濟學問題是如何從(cong) “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更加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變。這幾乎是所有在高速趕超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上采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都曾遇到過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這樣的原計劃經濟國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導型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蛻變為(wei) 權貴資本主義(yi) 並實現轉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yi) 。2007年，中外經濟學家曾經在國際經濟學會(hui) “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圓桌會(hui) 議上對東(dong) 亞(ya) 和拉美國家從(cong) 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必然遇到問題進行過熱烈的討論。不論從(cong) 理論和各國的實踐上看，實現平穩轉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固然有待於(yu) 政治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經濟學家做出自己的貢獻，顯然也是責無旁貸的。

　　總之，以上所講的“中國之謎”，顯然是一個(ge) 值得經濟學者認真研究和討論的重大問題。這個(ge) 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認識一個(ge) 國家的政治經濟製度對其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貢獻和阻礙。這是一個(ge) 20年來國際經濟學界和國際組織一直熱切關(guan) 注的問題，也是對經濟學自身，尤其是對發展經濟學、製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挑戰。經濟學應當勇敢麵對這一挑戰，在這個(ge)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麵臨(lin) 重大轉折的時代，經濟學大有用武之地。

　　吳敬璉為(wei)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