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然上世紀末期把市場經濟製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來了，但是市場化改革其實還處於(yu) “進行時”階段，舊體(ti) 製的許多部分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職能還有待轉變，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ye) 的公司製改革都還行在半途，所以我說“大關(guan) 仍然未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不能有絲(si) 毫的鬆懈。

　　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增長模式存在著嚴(yan) 重缺陷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wei) ，長期發展存在著一個(ge) 根本性的問題，即增長模式存在著嚴(yan) 重的缺陷。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是經濟增長模式。

　　那麽(me) ，什麽(me) 是增長模式 說得簡單一點，就是靠投入資源，還是靠提高效率來實現增長。西方國家的早期，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後期，兩(liang) 次產(chan) 業(ye) 革命之間的那種增長模式，其特點是靠投資來驅動增長。蘇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後沿襲了西方國家的早期增長模式，把它稱之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的工業(ye) 化道路”。這種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它會(hui) 導致兩(liang) 個(ge) 主要問題：一是導致生產(chan) 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二是造成了勞動者的貧困化和階級鬥爭(zheng) 的尖銳化。改革開放以前，我們(men) 沿著這條道路走，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經濟上劇烈波動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經濟和社會(hui) 都瀕於(yu) 崩潰的邊緣。

　　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沒有發生改革開放以前那樣嚴(yan) 重的經濟困難，其中一個(ge) 重要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men) 學習(xi) 了日本等一些東(dong) 亞(ya) 國家和地區的辦法，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各種政策手段支持出口，發展對外貿易。這種做法造成了兩(liang) 個(ge) 積極結果：第一，出口加工業(ye) 迅速發展起來，使得大約2.5億(yi) 低效的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相對高效的加工業(ye) 就業(ye) ，也使得整個(ge) 城市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第二，大量的出口(淨出口)需求彌補了國內(nei) 需求的不足，使得經濟能夠持續增長。1994年匯率改革以後，出口導向政策全麵展開，中國對外貿易的盈餘(yu) 由負轉正，而且不斷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撐了此後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長。

　　在充分估計出口導向政策對於(yu) 支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正如采取這種政策的東(dong) 亞(ya) 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我國台灣等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的，這種政策在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實施以後，都出現了問題，例如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chan) 泡沫的膨脹，等等。這些問題和我們(men) 今天麵臨(lin) 的問題非常相像。目前中國一方麵消費需求仍然不足，增長缺乏內(nei) 在動力；另一方麵貨幣超發，資產(chan) 泡沫生成，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處在一種兩(liang) 難的狀態之中。這就麵臨(lin) 著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

　　粗放發展源於(yu) 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

　　“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二五”期間的主線。為(wei) 什麽(me)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被反複提了30多年，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 這是因為(wei) 轉變遇到了體(ti) 製問題。總體(ti) 來說粗放發展是源於(yu) 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

　　政府主導有兩(liang) 個(ge) 重要含義(yi) ：一方麵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另一方麵是發展服從(cong) 於(yu) 各級政府的政績目標。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確定要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然而，經過這麽(me) 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後，基於(yu) 現在的產(chan) 權結構，又多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即土地。因為(wei) 城市化的過程中存在一個(ge) 征地問題——從(cong) 集體(ti) 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在現行體(ti) 製下，各級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價(jia) 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裏，變成支撐GDP高速增長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於(yu) 金融機構發放信貸仍有很大的影響力。有了以上兩(liang) 個(ge) 原因，各級政府官員就會(hui) 用自己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自己的“政績”，主要表現為(wei) GDP的增長速度。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得消除這些體(ti) 製性的障礙。但消除這些障礙並不容易，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變得說得多、做得少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而是朝著加強政府和某些國有企業(ye) 壟斷權力的方向發展。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guan) 鍵

　　我們(men) 現在發現，2011年以來，盡管我們(men) 加大了提升現有產(chan) 業(ye) 和扶持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還是“政府主導發展”的舊體(ti) 製和老辦法。這樣做，不但欲速則不達，而且會(hui) 造成種種消極的後果。為(wei) 了推進改革，中央“十二五建議”中提出了 “改革要有頂層設計”。現在在我國的經濟體(ti) 製、法治國家建設、教育科研體(ti) 製等具體(ti) 體(ti) 製中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改革應該從(cong) 哪裏著手呢 我認為(wei) ，首先是要明確我們(men) 到底要建立一個(ge) 什麽(me) 樣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

　　在kaiyun官方地址的早期階段，不同的社會(hui) 群體(ti) 似乎都達成了一個(ge) 階段性的共識：建立一個(ge) 比一般的歐美市場經濟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中國在本世紀初期初步建立起這樣的經濟體(ti) 製。然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體(ti) 製，它有兩(liang) 種發展前途：一種是政府在市場成熟起來以後逐步從(cong) 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這會(hui) 迎來一個(ge) 更加開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競爭(zheng) 性的市場經濟。另一種是加強政府對於(yu) 經濟的管控和市場的幹預，這可能會(hui) 變成國家資本主義(yi) 經濟。

　　而現在人們(men) 的思想則有不同的取向，比如從(cong) “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的討論，意味著人們(men) 心中的目標模式是不同的，這就需要我們(men) 對頂層設計做出恰當的選擇。在大係統最頂層的設計作出以後，大係統下的各個(ge) 子係統都應有相應的設計。比如教育，應當改革成什麽(me) 樣子，目前中國教育係統存在的兩(liang) 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應當怎樣改，存在很大爭(zheng) 議。不搞清楚這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改革就會(hui) 變成一句空話。

　　總之，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一係列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jue) 。從(cong) 根本上說，解決(jue) 這些問題的關(guan) 鍵是建立一個(ge) 在法治基礎上的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促進創新創業(ye) 潛能的發揮和各行各業(ye) 的蓬勃發展。而所有改革的關(guan) 鍵其實都在於(yu) 政府自身的改革，換言之，由於(yu) 政府改革會(hui) 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員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說不練”、不能推進的頑疾。國務院在多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再強調，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許多應該管的事情又沒有管或沒有管好。政府應該下定決(jue) 心進行改革，做到有所為(wei) 和有所不為(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