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然上世紀末期把市場經濟製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來，但是市場化改革其實還處於(yu) “進行時”階段，舊體(ti) 製的許多部分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職能還有待轉變，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ye) 的公司製改革都還行在半途，所以我說“大關(guan) 仍然未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不能有絲(si) 毫的鬆懈。

　　凱恩斯框架失靈：中國的問題是長期問題

　　近些年我們(men) 一直在說，必須注意中國經濟存在的內(nei) 外失衡。其中內(nei) 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過去30年中國的GDP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增長，然而消費需求不足，卻使GDP增長缺乏內(nei) 在的動力。政府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用對外淨出口(出超)彌補國內(nei) 需求不足，維持了較好的增長。但到2008年以後，因為(wei) 全球金融危機，連續幾年出口受限，出現了經濟下行的趨勢。2009年，我國用超強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把增長速度又拉了起來，但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仍未解決(jue) 。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美國的居民儲(chu) 蓄率提高了3-4個(ge) 百分點，相形之下，我們(men) 依靠淨出口維持高速增長方式的問題顯得更為(wei) 突出。

　　從(cong) 1999年到2010年，在消費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保持增長率，這種貨幣政策經過十餘(yu) 年的發展，使過剩的流動性大量積累。於(yu) 是，經過一段時滯，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所引起的一些消極的後續效應開始顯現。主要的標誌之一是資產(chan) 價(jia) 格的劇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產(chan) 價(jia) 格飆升和泡沫急劇膨脹。此外，消費物價(jia) 指數CPI也開始上升。這就導致了一種兩(liang) 難的狀況：一方麵內(nei) 在動力不足，想維持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繼續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麵，貨幣超發後續的消極後果已經顯現，又需要采取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製房地產(chan) 價(jia) 格和物價(jia) 上漲的勢頭。

　　為(wei) 了破解宏觀經濟決(jue) 策的這種兩(liang) 難問題，首先需要選擇正確的分析方法，判明這種兩(liang) 難問題的根源是什麽(me) 。2008年以來，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通常是對所謂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狀況來分析總需求的態勢，認為(wei) 經濟之所以遇到困難，是因為(wei) 決(jue) 定總需求的三駕馬車中有兩(liang) 駕(消費和出口)太弱，拉不動經濟增長。如何能夠在這兩(liang) 匹馬都不跑的情況下把這個(ge) 車往前拉？結論就是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用4萬(wan) 億(yi) 的投資、10萬(wan) 億(yi) 的貸款來增加總需求。

　　問題在於(yu) ，這種“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顯然是凱恩斯主義(yi) 宏觀經濟分析框架的變形。但學過宏觀經濟學的都知道，凱恩斯主義(yi) 宏觀經濟分析處理的是短期問題，連凱恩斯本人也從(cong) 來沒有說過可以用它來分析長期問題。而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問題卻是長期問題。研究這類問題，需要運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長模式。

　　中國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增長模式存在著嚴(yan) 重缺陷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wei) ，中國的長期發展存在著一個(ge) 根本性的問題，即增長模式存在著嚴(yan) 重的缺陷。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還是經濟增長模式。

　　那麽(me) ，什麽(me) 是增長模式？說得簡單一點，就是靠投入資源、還是靠提高效率來實現增長。西方國家的早期，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後期，兩(liang) 次產(chan) 業(ye) 革命之間的那種增長模式，其特點是靠投資來驅動增長。蘇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後沿襲了西方國家的早期增長模式，把它稱之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的工業(ye) 化道路”。這種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它會(hui) 導致兩(liang) 個(ge) 主要問題：一是導致生產(chan) 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二是造成了勞動者的貧困化和階級鬥爭(zheng) 的尖銳化。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會(hui) 導致資本主義(yi) 走向滅亡，“資本主義(yi) 的喪(sang) 鍾就要敲響”。

　　改革開放以前，我們(men) 沿著這條道路走，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經濟上劇烈波動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經濟和社會(hui) 都瀕於(yu) 崩潰的邊緣。

　　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並沒有發生改革開放以前那樣嚴(yan) 重的經濟困難，其中一個(ge) 重要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men) 學習(xi) 了日本等一些東(dong) 亞(ya) 國家和地區的辦法，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各種政策手段支持出口，發展對外貿易。這種做法造成了兩(liang) 個(ge) 積極後果：第一，出口加工業(ye) 迅速發展起來，使得大約2.5億(yi) 農(nong) 村低效的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相對高效的加工業(ye) 就業(ye) ，也使得整個(ge) 城市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當然，現在多數所謂的“農(nong) 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們(men) 應該努力提高他們(men) 的收入水平，不過，和在農(nong) 村的收入情況相比，還是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淨出口)需求彌補了國內(nei) 需求的不足，使得經濟能夠持續增長。1994年匯率改革以後，出口導向政策全麵展開，中國對外貿易的貿易盈餘(yu) 由負轉正，而且不斷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撐了此後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長。

　　經濟決(jue) 策兩(liang) 難：增長缺乏內(nei) 在動力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並存

　　在充分估計出口導向政策對於(yu) 支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正如采取這種政策的東(dong) 亞(ya) 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台灣等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的，這種政策在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實施以後，都出現了問題，例如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chan) 泡沫的膨脹，等等。這些問題和我們(men) 今天麵臨(lin) 的問題非常相像。

　　出口導向政策成功地執行了十年二十之後就會(hui) 出現兩(liang) 個(ge) 問題：從(cong) 微觀上看，因為(wei) 出口企業(ye) 得到了政策優(you) 惠，它們(men) 的創新動力就會(hui) 大大削弱，有些國家就此變成了產(chan) 品沒有自主技術含量的所謂“勞動密集產(chan) 業(ye) 專(zhuan) 業(ye) 戶”。從(cong) 宏觀上看，在出口導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況下，外匯結餘(yu) 會(hui) 大幅增加，這會(hui) 造成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形成貿易摩擦。許多國家的最終選擇往往是讓中央銀行進行幹預，繼續保持本幣低估的狀態。而中央銀行頻繁幹預外匯市場的結果就是，發行貨幣來收購外匯。這樣，中央銀行就變成了一個(ge) 被動超發的貨幣政策工具。貨幣多了，流入資產(chan) 市場就會(hui) 形成資產(chan) 泡沫，流入消費市場就會(hui) 造成CPI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東(dong) 亞(ya) 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像日本、台灣，主要表現出都是資產(chan) 市場泡沫形成。泡沫一旦破滅，經濟就會(hui) 陷入低穀。

　　總之，目前中國一方麵消費需求仍然不足，增長缺乏內(nei) 在動力；另一方麵貨幣超發，資產(chan) 泡沫生成，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處在一種兩(liang) 難的狀態之中。近幾年關(guan) 於(yu) 宏觀經濟問題的很多討論都是圍繞著如何處理這種兩(liang) 難問題的。很顯然，如果非要在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保持很高的增長率，就要進一步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去推動經濟增長。但是貨幣超發的消極後果已經顯現出來，此時再火上澆油就會(hui) 出很大的問題。反過來，如果為(wei) 了防止泡沫繼續膨脹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緊縮。由於(yu) 多年實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現在流通中的貨幣量M2對於(yu) GDP的比例達到180%以上，成為(wei) 世界第一，中國曆史上也從(cong) 來沒有過。如果緊縮的力度不夠，經濟過熱的狀態不會(hui) 改變，房地產(chan) 價(jia) 格也下不來；而力度過大，也怕GDP增速下降過快，甚至出現經濟的“硬著陸”。

　　政策調整方向：總體(ti) 緊縮且靈活穩健，實現發展方式轉型

　　那麽(me) ，我們(men) 到底應該采取什麽(me) 樣的政策呢？在我看來，正確的政策應該是“長短兼顧”、“標本兼治”。從(cong) 短期層麵來說，應該采取總體(ti) 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但仍要充分靈活，否則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盡棄。有人說我們(men) 已經實現軟著陸了，也有人認為(wei) 中國恐怕就要硬著陸了。這兩(liang) 種說法恐怕都有些絕對化。一方麵，硬著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麵，我們(men) 還有30年經濟發展實力的積累，而我們(men) 的宏觀當局——中央銀行的專(zhuan) 業(ye) 水平較高，如果方針定得正確，他們(men) 維持經濟的短期穩定是有可能的。問題在於(yu) ，我們(men) 要認識到，短期政策不能解決(jue) 根本問題，在用靈活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盡力維持經濟穩定的同時，必須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jue) 長期發展的問題上去。所謂解決(jue) 長期發展的問題，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十二五規劃”在這一點上是很明確的，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二五”的主線。為(wei) 什麽(me)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被反複提出了30多年，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這是因為(wei) 轉變遇到了體(ti) 製問題。總體(ti) 來說粗放發展是源於(yu) 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

　　政府主導有兩(liang) 個(ge) 重要含義(yi) ：一方麵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另一方麵是發展服從(cong) 於(yu) 各級政府的政績目標。1992年的十四大確定要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然而，經過這麽(me) 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後，基於(yu) 現在的產(chan) 權結構，政府又多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即土地。因為(wei) 城市化的過程中存在一個(ge) 征地問題——從(cong) 集體(ti) 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在現行體(ti) 製下，各級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價(jia) 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裏，變成支撐GDP高速增長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於(yu) 金融機構發放信貸仍有很大的影響力。有了以上兩(liang) 個(ge) 原因，各級政府官員就會(hui) 用自己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自己的“政績”，主要表現為(wei) GDP的增長速度。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得消除這些體(ti) 製性的障礙。但消除這些障礙並不容易，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變得說得多、做得少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而是朝著加強政府和某些國有企業(ye) 壟斷權力的方向發展。

　　除了體(ti) 製性障礙消除得不夠快，還有一個(ge) 問題。我們(men) 不是強調要靠技術創新提高經濟效率嗎？但技術創新的商品化和產(chan) 業(ye) 化卻非常困難。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要說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員數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質量而論也不差，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當先進的技術發明，有些技術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但是遺憾的是，這些技術的商品化和產(chan) 業(ye) 化非常困難。而困難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於(yu) 創新、有利於(yu) 創業(ye) 的製度環境。此外，由於(yu) 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願意創新。因為(wei) “你創新我仿冒”，“我隻要爭(zheng) 取到了司法管轄權(地方保護)，你未必告得贏我”。

　　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後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黨(dang) 校辦了一個(ge)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討班，胡錦濤同誌在開班講話中把這個(ge) 問題提到了“刻不容緩”的高度。

　　改革要有頂層設計：明確建立一個(ge) 什麽(me) 樣的體(ti) 製

　　我們(men) 現在發現，2011年以來，盡管各級政府加大了提升現有產(chan) 業(ye) 和扶持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還是“政府主導發展”的舊體(ti) 製和老辦法。這樣做，不但欲速則不達，而且會(hui) 造成種種消極的後果。為(wei) 了推進改革，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議”中提出了“改革要有頂層設計”。現在在中國的經濟體(ti) 製、法治國家建設、教育科研體(ti) 製等具體(ti) 體(ti) 製中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改革應該從(cong) 哪裏著手呢？我認為(wei) ，首先得要有一個(ge) 頂層設計。最頂層的設計是明確我們(men) 到底要建立一個(ge) 什麽(me) 樣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

　　在kaiyun官方地址的早期階段，不同的社會(hui) 群體(ti) 似乎都達成了一個(ge) 階段性的共識：建立一個(ge) 比一般的歐美市場經濟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中國在本世紀初期初步建立起這樣的經濟體(ti) 製。然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體(ti) 製，它有兩(liang) 種發展前途：一種是政府在市場成熟起來以後逐步從(cong) 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這會(hui) 迎來一個(ge) 更加開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競爭(zheng) 性的市場經濟。另一種是加強政府對於(yu) 經濟的管控和市場的幹預，這可能會(hui) 變成國家資本主義(yi) 經濟。

　　而現在人們(men) 的思想則有不同的取向，比如從(cong) “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的討論，意味著人們(men) 心中的目標模式是不同的，這就需要執政黨(dang) 對頂層設計做出恰當的選擇。在大係統最頂層的設計作出以後，大係統下的各個(ge) 子係統都應有相應的設計。比如教育，應當改革成什麽(me) 樣子，目前中國教育係統存在的兩(liang) 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是否應當維護和保存，存在很大爭(zheng) 議。不搞清楚這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改革就會(hui) 變成一句空話。

　　經濟體(ti) 製改革：關(guan) 注四大發展問題

　　從(cong) 經濟體(ti) 製方麵來說，目前有四個(ge) 方麵的問題需要明確：

　　關(guan) 於(yu) 國有經濟，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國有經濟改革歸結為(wei) 兩(liang) 方麵內(nei) 容：第一個(ge) 是要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簡單地說，就是國有經濟要向戰略性部門集中，而從(cong) 一般的競爭(zheng) 性部門退出，或者叫“國退民進”。第二個(ge) 是國有企業(ye) 的公司化(股份化)改製。這兩(liang) 項工作在十五大之後有了相當大的推進，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nei) 進行的小企業(ye) 改製，使中國社會(hui) 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大企業(ye) 的改革進行得不那麽(me) 順利。尤其到了2000年以後，壟斷性國有大企業(ye) 集團的改革明顯放慢，有些地區和部門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國進民退”的開倒車現象。

　　關(guan) 於(yu) 財政體(ti) 製的完善，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對稱，即“財政收入和支出責任不對稱”。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別是縣和縣以下政府的支出責任過大而收入不足以應付。這個(ge) 問題長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後果，包括公共服務提供不夠。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來增加收入。對於(yu) 如何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原則上有兩(liang) 種不同意見：一種是讓中央給地方更大的財權；第二種是中央和上級政府承擔更大的支出責任。地方政府和媒體(ti) 一般傾(qing) 向第一種意見。當然，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沒有規範化、製度化，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很小，賦予了中央官員和部門太大的自由裁量權，是一個(ge) 很大的問題，不過這與(yu) 中央、地方的支出結構不是同一個(ge) 問題。許多財政學家認為(wei) ，中國財政的支出責任過分下移，造成支出結構過於(yu) 分散化，建議支出責任更多地由上級政府承擔。如何選擇需要經過充分討論趕快作出決(jue) 斷。

　　關(guan) 於(yu) 金融市場，這些年來西方國家金融創新很多，但是監管上存在諸多問題，而中國目前兩(liang) 方麵都有問題。一是金融創新不足，開放得不夠；二是監管上也有問題。主要強調實質性審批，而不強調合規性監管。比如，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基金(PE)是發展高技術產(chan) 業(ye) 的重要製度安排。現在資金總規模很大，但是運作得不是很好，存在著有權力背景的人“臨(lin) 門一腳、強製入股、撈了就走”的情況。因此，這些方麵的改革勢在必行，否則會(hui) 對中國的資本市場造成破壞性的影響。金融體(ti) 係的基準價(jia) 格是利率，對外關(guan) 係的基準價(jia) 格是匯率。就利率形成機製來說，中央銀行已經表明態度，要加快市場化的進程。對於(yu) 匯率市場化的改革，中央領導在中美高層會(hui) 議和其他場合也表明了態度，要繼續進行匯率形成機製的改革。這兩(liang) 樣的市場化改革都應當抓緊進行。

　　關(guan) 於(yu) 小企業(ye) 。由於(yu) 小企業(ye) 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它們(men) 的融資難等經營環境問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解決(jue) 的一個(ge) 關(guan) 鍵性問題。在目前的銀行體(ti) 製和監管形勢下，小企業(ye) 融資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即便在大量注入信貸、擴需求保增長的時候，小企業(ye) 也很難貸到款。如果小企業(ye) 不能有一個(ge) 好的經營環境，我們(men) 的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產(chan) 業(ye) 化就會(hui) 碰到很大的障礙。甚至失業(ye) 也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大問題。

　　總之，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一係列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jue) 。從(cong) 根本上說，解決(jue) 這些問題的關(guan) 鍵是建立一個(ge) 在法治基礎上的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促進創新創業(ye) 潛能的發揮和各行各業(ye) 的蓬勃發展。而所有改革的關(guan) 鍵其實都在於(yu) 政府自身的改革，換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guan) 鍵中的關(guan) 鍵。由於(yu) 政府改革會(hui) 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員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說不練”、不能推進的頑疾。國務院領導人在多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再強調，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許多應該管的事情又沒有管或沒有管好。政府應該下定決(jue) 心進行自我革命，做到有所為(wei) 和有所不為(wei) 。

　　我們(men) 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改革勢必會(hui) 遇到種種阻力和障礙。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礙，一個(ge) 是來自所謂“特殊既得利益”；另一個(ge) 是來自舊的意識形態。所以全麵的改革不但要有頂層設計和具體(ti) 的實施方案，還要有去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jue) 心和令行禁止的執行力，這樣才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