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世紀初的“北京共識”為(wei) 開端、逐步發展成型的“中國模式”論，提出了一個(ge) 無論對於(yu) 總結過去還是規劃未來都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地加以研究和討論。

　　“中國模式”的話題，起源於(yu)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的爆發式增長。特別是經過三年徘徊，在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以後，中國經濟改革重新回到市場化的道路。

　　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經濟真正起飛了。經過將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長，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與(yu) 此同時，中國超過德國成為(wei) 世界第一大出口國。

　　於(yu) 是，就出現了如何解讀中國經濟崛起秘密的問題。

　　壹

　　“中國模式”論倡導者對這個(ge) 問題給出的回答是：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you) 異成績的根本原因，在於(yu) 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ti) 製：它有一個(ge) 強勢政府和有著強大控製力的國有經濟，因此能夠正確製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集中力量辦大事”，從(cong) 而創造了北京奧運、高鐵建設等種種奇跡，並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繼續保持超過9%的GDP年增長率，為(wei) 發達國家所爭(zheng) 羨，足以充當世界各國的楷模。

　　不過，這種解釋雖然能夠燃起某種民族主義(yi) 的自豪感，卻也留下了不少的疑問。

　　例如，如果說駕馭整個(ge) 社會(hui) 的強勢政府和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強大國有經濟是中國成功的秘密，為(wei) 什麽(me)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中國同樣擁有強勢政府和比如今更為(wei) 強大的國有經濟，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一次大饑荒就奪去了成千萬(wan) 人生命的人間慘劇？

　　在強勢政府掌握的“舉(ju) 國體(ti) 製”下，中國的確取得了一係列輝煌的成就。然而為(wei) 贏得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驚人。

　　近年來政府啟動巨量投資和海量貸款造成的消極後果正在開始顯現。短期收益和長期損失之間如何權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在實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國的曆史時，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後30年和始終未能改變貧困落後麵貌的前30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yu) 我們(men) 進行了市場化的改革和國內(nei) 市場與(yu) 國際市場的對接。

　　所以，這一切還要從(cong)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的改革開放講起。特別是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目標。接著，從(cong) 1994年初開始，中國根據早些時候確定的市場化改革總體(ti) 規劃和對企業(ye) 、市場體(ti) 係、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等方麵改革的方案設計，進行了整體(ti) 推進市場化改革。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同意對當時仍然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絕對優(you) 勢的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調整，為(wei) 民間進行創業(ye) 活動提供了機會(hui) 。

　　雖然在各個(ge) 領域內(nei) 的推進程度並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還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未動，但這一輪改革畢竟使一個(ge) 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框架初步建立起來。

　　市場製度的建立解放了久為(wei) 落後製度所約束的生產(chan) 力，促使90年代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這具體(ti) 地表現為(wei) ：

　　第一，為(wei) 平民創業(ye) 開拓了一定的空間。在毛澤東(dong) 的“全麵專(zhuan) 政”體(ti) 製下，私人從(cong) 事工商業(ye) 經營被視為(wei) “資本主義(yi) 複辟”活動，遭到無情的鎮壓。

　　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逐步鬆動了對私人創業(ye) 的準入限製。特別是1997年中國黨(dang) 政領導認可“非公有製企業(ye) 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給予了民營經濟一定的活動空間。

　　隨著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ye) 家精神和創業(ye) 積極性噴薄而出，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湧現了3000多萬(wan) 戶的民間企業(ye) 。它們(men) 乃是中國出人意料的發展最基礎的推動力。

　　第二，大量原來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國家工業(ye) 化是在城鄉(xiang) 隔絕的狀態下通過國家動員資源和強製投資的手段進行的，這大大限製了工業(ye) 化、城市化的進度和經濟的整體(ti) 效率。當市場經濟製度的建立和民間創業(ye) 活動活躍起來，生產(chan) 要素開始從(cong) 效率較低的產(chan) 業(ye) 向效率較高的產(chan) 業(ye) 流動。

　　在改革開放後的年代中，中國有高達2.5億(yi) 左右的處於(yu) 低就業(ye) 狀態的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從(cong) 事工商業(ye) 。

　　與(yu) 此同時，也有相當於(yu) 愛爾蘭(lan) 國土麵積的約7萬(wan) 平方公裏的農(nong) 用土地轉為(wei) 城市用地。生產(chan) 要素大量向相對高效部門的轉移導致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TFP)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

　　第三，對外開放政策的成功執行彌補了消費需求不足的缺陷，從(cong) 需求方麵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ge) 重大缺陷，是最終需求不足。由於(yu) 投資報酬率遞減規律的作用，為(wei) 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投資率必須不斷提高；與(yu) 此相對應，消費需求會(hui) 相對萎縮，造成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嚴(yan) 重問題。

　　20世紀90年代，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實施，利用了發達國家儲(chu) 蓄率偏低造成的機會(hui) ，擴大出口，用淨出口的需求彌補國內(nei) 需求的不足，拉動了產(chan) 出的高速度增長。

　　第四，實行對外開放的另一個(ge) 重要作用，是通過引進外國的先進裝備和先進技術，在大規模人力資源投資還沒有發揮作用的條件下，迅速縮小了中國與(yu) 先進國家之間在過去200多年間積累起來的巨大技術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

　　這一切足以說明，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長的真正秘密所在。

　　貳

　　此外，質疑“中國模式”論的人們(men) 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雖然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迄今為(wei) 止，市場化改革還有許多大關(guan) 並沒有過，中國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ti) 製還是很不完善的。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wei) 國家部門(statesector)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

　　具體(ti) 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麵：(1)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chan) 總值(GNP)中並不占有優(you) 勢，但它仍然控製著國民經濟命脈(commandingheights)，國有企業(ye) 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ye) 中繼續處於(yu) 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的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men) 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製價(jia) 格等手段對企業(ye) 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幹預。

　　這樣一來，中國現行的經濟體(ti) 製實際上是一種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製經濟，既可以前進到較為(wei) 完善的市場經濟，也可以退回到統製經濟的過渡性體(ti) 製。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有深刻的社會(hui) 和曆史根源的。

　　在kaiyun官方地址的初期，不但政治領導人和計劃官員傾(qing) 心於(yu)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為(wei) 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責任。

　　不過，日本等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下，威權主義(yi) 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主要通過中央銀行對信貸活動的“窗口指導”和通產(chan) 省(MITI)對產(chan) 業(ye) 發展的政策引導一類活動實現，政府一般並不直接對企業(ye) 發號施令和直接進行經營活動。

　　中國的情況與(yu) 它們(men) 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現行體(ti) 製是從(cong) 列寧所說的“國家辛迪加”(statesyndicate，東(dong) 歐原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一些經濟學家則把它稱為(wei) Party-StateInc，即“黨(dang) 國大公司”)演變而來，擁有龐大的直接管理國民經濟的國家機器和強大的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

　　因此，在中國政府和國有部門對於(yu) 經濟的控製和幹預較之東(dong) 亞(ya) 國家和地區就更為(wei) 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種“半統製、半市場”的經濟格局。

　　這種體(ti) 製建立後，就出現了兩(liang) 種可能的發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chan) 品等方麵的職能，逐漸成長為(wei) 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wei) 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製和幹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蛻變為(wei) 政府控製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經濟。

　　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jia) 格放開，當世紀之交包括數百萬(wan) 計的縣鄉(xiang) 鎮政府所屬的鄉(xiang) 鎮企業(ye) 改製成為(wei) 私有企業(ye) 時，市場的力量大大增強了，經濟發展也更加強勁有效。

　　反之，當本世紀初國有大企業(ye) 進一步改革受到阻礙，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倒退現象，或者以“宏觀調控”的名義(yi) 加強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控製和幹預時，國家資本主義(yi) 的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

　　要避免出現這樣的問題，不僅(jin) 要求推進經濟體(ti) 製改革，還要求政治體(ti) 製改革配套地推進。

　　正像一些東(dong) 亞(ya) 國家的發展曆史告訴我們(men) 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國家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都需要打破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礙和幹擾，推進從(cong) 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democraticdevelopmentalism)的轉型。

　　更何況中國是一個(ge) 有長期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傳(chuan) 統的國家，又經曆過長期列寧-斯大林式政治經濟製度的實踐，這方麵的任務就更加繁重和艱巨。雖然中國經濟體(ti) 製的市場化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但是，市場經濟是一套配置稀缺經濟資源的機製。

　　然而，僅(jin) 僅(jin) 靠它本身並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麵製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撐；否則，市場自由交換秩序得不到保證，就會(hui) 出現混亂(luan) ，權力的介入還會(hui) 造成“叢(cong) 林法則”支配市場，使整個(ge) 經濟變成了一個(ge) 尋租場。

　　本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交易主體(ti) 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通過交易達成的價(jia) 格，就能夠有效地把資源配置到應該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換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規則和公正執法來保障的。

　　所以，經濟和政治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改革應該配合起來推進：一方麵，從(cong) 一個(ge) 由行政權威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ge) 自由交換的經濟；另一方麵，就是從(cong) 行政命令支配的經濟、政府機關(guan) 和黨(dang) 政官員的自由裁量權特別大的命令經濟，轉變為(wei) 一個(ge) 規則透明、公正執法的法治經濟。

　　叁

　　中國近年來經濟和社會(hui) 事態的發展充分說明，靠政府強化行政管製和大量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hui) 造成嚴(yan) 重的經濟社會(hui) 後果。

　　第一，與(yu) 強勢政府控製整個(ge) 社會(hui) 的體(ti) 製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在這種增長方式下，雖然短時期內(nei) 能夠依靠政府強製動員和大量投入社會(hui) 資源，加上從(cong) 國外引進技術來維持高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一方麵，由於(yu) 所謂“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nong) 村富餘(yu) 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經發生改變；另一方麵，近年來，這種增長方式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和由這種增長方式造成的消費在GDP中占比下降、勞動者收入水平提高緩慢，以及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愈演愈烈。

　　1994年以後，中國運用日本等東(dong) 亞(ya) 國家的經驗，采取低估本幣匯率等出口導向政策，用淨出口需求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出口貿易刺激了沿海地區加工工業(ye) 大量引進技術和雇用低工資農(nong) 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最先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一樣，中國在經曆了十來年出口推動的繁榮後，於(yu) 21世紀初期在微觀經濟領域出現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觀經濟領域，則出現了貨幣超發、資產(chan) 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等種種病象。

　　所有這些都向我們(men) 警示：如果不能盡快打破體(ti) 製性的障礙，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hui) 災難。

　　第二，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著社會(hui) 動蕩。

　　在1988年-1998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學家曾經對轉型期間日益抬頭的腐敗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要求通過市場化改革鏟除尋租活動的製度基礎，防止中國上演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GunnarMyrdal)所說的社會(hui) 潰散的“亞(ya) 洲戲劇”。上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jia) 格自由化，曾經也阻斷了通過商品價(jia) 格雙軌製尋租的“官倒”的財路。然而，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使尋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

　　由於(yu) 體(ti) 製的演進會(hui) 有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從(cong) 尋租活動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會(hui) 力求推動“半統製、半市場”的經濟體(ti) 製向國家資本主義(yi) 乃至權貴資本主義(yi) 或官僚資本主義(yi) ，即毛澤東(dong) 所說的“封建的、買(mai) 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yi) ”蛻變。如果沒有步伐堅定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阻斷這一路徑，使之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會(hui) 鎖定在這一路徑中。而一旦路徑被鎖定，就會(hui) 像諾斯(DouglasNorth)所說，除非經過大的社會(hui) 震蕩，否則很難退出。

　　目前，大眾(zhong) 普遍對政府對於(yu) 防止事態惡化和災變發生的措施不力嘖有煩言，甚至將這種狀態形容為(wei) “下定決(jue) 心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chuan) 花”。

　　從(cong) 當前事態發展情況來看，批評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為(wei) 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加強作為(wei) 的方向是什麽(me) ：是為(wei) 市場的有效運行建立一個(ge) 好的製度環境和提供市場所無法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以便提升市場，還是用政府的強製力量去“駕馭”市場、壓製市場和取代市場？不同的取向將決(jue) 定政府領導在中國曆史進程中是起正麵的還是負麵的作用。

　　也正因為(wei) 這樣，這一場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問題的討論，對決(jue) 定中國的前途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