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狠”是今天嚴峻的問題
發稿時間：2016-09-29 10:08:44 來源：南風窗 作者：於(yu) 建嶸 趙義(yi)
中國社會(hui) 在演化上，正處於(yu) 從(cong) 失衡到解體(ti) 之前的臨(lin) 界點，這個(ge) 臨(lin) 界點是具有伸縮性的，到底在哪裏，取決(jue) 於(yu) 諸多因素，比如經濟的增長問題，比如政府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意願和努力。
情況正在起變化。
這些年來，諸如“社會潰敗”、“階層固化”、“道德淪喪”、“貧富懸殊”、“相互投毒”等警示性十足的詞語，一直被用來描述中國的社會問題。直到今天，它們遠遠沒有得到解決。
社會從來都不會停留在它曾經呆過的地方。沒有解決的問題，在仍然是一個問題時，也會變異、“生產”出可能更可怕的新問題。
這些新的問題，標示著中國社會在某種演化階段上的特征，滲透，彌漫於從製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階層關係，到人們的行為、心態中。它們通過人們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出來，但超越個人的特殊，而是社會普遍化的特征。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已感覺到了今天中國社會的這一變化：社會在“變狠”。而且，它是內嵌於社會結構裏的，在博弈的各方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強化的機製。我們需要做的是，把它說清楚，捕捉它的發生邏輯，警示它能帶來什麽。
本刊記者就此專訪中國社科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教授，對今天中國社會的“狠化”狀態作出診斷。
狀態
《南風窗》：一談中國的社會問題，我們難免就會說到一些司空見慣的現象，這些現象一般會讓人情緒不太穩定，比如貧富的懸殊，二代的世襲。如果從改革開放時算起，這是中國社會向一個現在並不預知的未來演化時，處於某種階段的特征。
可是僅僅是用這些現象來概括中國社會的問題，還是難以全麵、具體地把握社會在今天的特征。我們畢竟感覺到，貧富懸殊已經有很多年了，但整個社會的狀況，前兩年和過去，今年和前兩年並不一樣，有最新的變化。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對社會結構，以及人們心態的影響，也許更為嚴重。您覺得社會最新的變化是什麽？
於建嶸：你說的沒錯。我們應對最新的、值得注意的社會變化保持敏感，不能再僅僅用“階層固化”、“貧富懸殊”等詞語來說現在中國社會的問題。
今天中國社會最新的變化，就是社會結構的失衡、人們心理的失衡進一步加深，社會進一步潰敗，有越來越多的事件來刺激人們，比如你剛才所說的貧富懸殊，比如“官二代”世襲，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強拆，比如兒童餓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麽地步呢？到人們在行為上，心態上都產生嚴重的問題了，做事越來越不計後果，心比較狠，這和前些年，在心態上相差甚遠。所謂的不安全感彌漫，其實就是大家都變得對別人有威脅。
《南風窗》：就是說，社會在變狠。具體地說，當權力、資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團比較狠的時候，老百姓也變狠。兩者在行為、心態上趨同。貧富懸殊、階層固化、道德淪喪等警示性詞語所描述的現象，終於在複雜的社會機製中，導致社會的“狠化”。
於建嶸：對！早些年，我曾提出過“泄憤”的概念，就是在人們心中有一些憤怒。這些年，有些不太一樣了。最明顯的變化是，社會各個階層都普遍出現了這種狀態，社會變狠，不局限於哪個階層。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興，這很容易理解。現在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較多的人，也變得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產商罵娘的也很多，給人的麵目也是“變狠的角色”。
《南風窗》：當我們發現“變狠”滲透於所有階層，以及從製度到行為到心態時，似乎要對在社會演化的角度上，我們現在處於什麽階段或狀態作出一個判斷。您認為是什麽？
於建嶸：現在很難給出一個細致的量化的指標，這估計也難以做到。
但我們可以從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從社會行為上說，就是底線不斷被突破，這個底線，包括了心理的底線，人性的底線，社會懲罰的底線，人們幹一些事，沒有心理障礙和任何懲罰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錢有勢者，開車都敢軋人，並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幾個敢這樣幹？再比如拆遷中，有的動用黑社會力量上陣，製造暴力拆遷，根本就什麽都不怕。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社會在演化上，正處於從失衡到了一個重構的臨界點，這個臨界點是具有伸縮性的，到底在哪裏，取決於諸多因素，比如經濟的增長問題，比如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意願和努力。
原因
《南風窗》：我們來探討一下社會變狠的原因。您認為是什麽？
於建嶸：我的觀點是，主要還是利益失衡和規則失效。利益失衡，這個好理解，還能有一些補償機製，包括心理層麵也有。規則失效的話，事情就很難辦了。規則失效的話，我們會退到什麽地方去？那就和叢林狀態差不多，誰拳頭硬，誰說了算，暴力法則就應運而生。暴力是人類和人類社會的一個基因，隻不過依賴規則的進化，暴力“潛伏”了下來。一旦規則失效，它就會開始複活。
簡而言之，社會變狠，我的理解就是社會利益失衡和規則失效，導致了人們的社會行為發生變異，出現了“狠化”的趨勢。變狠，是社會規則失效最直觀的表現。
《南風窗》：問題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說，是社會的失衡和規則的無效。您剛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較多的人，也不高興。按照一般的理解，強勢力量壟斷了規則的製定，最為有利，社會生活中人們也常常抱怨這種壟斷。那麽，這部分人感到不高興，具體原因何在？
於建嶸：比如大房地產商，看起來似乎風光，其實也麵臨規則失效的問題，他生存的規則，很多情況下，他心裏也是沒底的。所以，縱是貌似強勢的力量，也失去了預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問題，他們一樣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現象很普遍。
因此，各個階層的變狠，背後就是各個階層普遍對於未來失去了預期。這個是社會心理層麵值得注意的變化。
《南風窗》：變狠是“全民”的，而底層的變狠更具有衝擊力。從幾年前的福建南平鄭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陳水總案，都是如此。
根據您的觀察，受害的底層的攻擊性傾向有哪些變化？底層的攻擊性顯然不僅僅針對更有權有勢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針對底層的。我們注意到，實際上中下層也在分化。比如，同樣是拆遷戶，先搬走的和釘子戶之間矛盾也很深，有時候也要對釘子戶的極端行為比如自殺，負擔一部分責任。這些現象，現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歸結為什麽？
於建嶸：如前所說，社會變狠，在各個方麵都體現出來。即使是底層的暴力行為，也不僅僅是針對具體人和具體事的，相互之間也在破壞社會存在的規則。你剛才所說的鄭民生屠童案和近陳水總縱火案都是放大性攻擊，其攻擊目標有爆炸性。他們對社會不滿，“我過不好，大家也不要過好”。放大性攻擊受害最多的其實是窮人，他們作為個體也沒有多大力量攻擊有錢有勢的人。
因此，規則的失效，不僅僅是約束上層的規則的失效，是整個社會行為的失範。規則失效下，受害的底層的人對改變同樣也沒有預期，甚至是更沒有預期，他們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這段時間，微博上不就在流傳某地民眾拿大刀維權的事例嗎？規則失效，最後到老百姓那裏一定會發展到這樣，受害的底層也會是越來越不怕，大家最終都是同一套行為邏輯。
辦法
《南風窗》：放大性攻擊，如果再往前惡性發展，會是什麽樣的前景？這種前景，爆發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環節，對於其是關鍵性因素？
於建嶸：從邏輯和曆史經驗看，個體的放大性攻擊，如果解決不了病根，下一步再發展就是社會的騷亂性事件。出現騷亂性事件的話，那麽攻擊就沒有具體目標了，不是針對具體人和事，而是對整個社會的破壞。目前，這個趨勢還不明顯，但是個隱患，值得警醒。
一個原因是經濟形勢惡化，由經濟形勢困難到發生社會動蕩。一個原因是管控體係出問題。為什麽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中央權威？這是要保證還在運轉的管控體係，不能出問題。
《南風窗》：如果仔細辨析社會變狠的傳導機製，看起來首先是強勢力量在很多時候起到了“壞榜樣”的作用，有巨大的傳染性。傳統社會中，統治階層的行為對於普通民眾具有很強的示範效應，所謂社會秩序的瓦解，也往往從統治階層的禮崩樂壞開始，所以傳統社會特別強調德治。聯係到當下，強勢力量的暴力化傾向在公共空間的呈現看起來是呈加劇趨勢的。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使得這個趨勢惡化了下去？
於建嶸：這與維穩密切相關。維穩最大的問題在哪裏？就是把一些法律問題政治化處理，直接導致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這對整個社會秩序都是一種破壞。
《南風窗》：那麽，我們如何應對一個變狠的社會？
於建嶸：沒有希望，什麽都談不上。都沒預期，沒希望，沒規則了，人們又如何不變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給社會希望，有了希望，人們的預期就會慢慢穩定下來。希望有很多，公平正義的希望，用法治的規則來解決問題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訪媽媽，本來就是法律問題，政治化後成了影響當地黨和政府的問題。政治化傾向具有爭議性和意誌性，比的就是誰的意誌最大，誰能擺平或者控製、掩蓋爭議，這就沒有了規則，突破底線的事情就出來了。
權利問題的政治化，也帶來了管控體係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權利侵害問題上，中央權威體現得不夠，打了折扣。因為，中央權威就是要保證規則的統一和有效實施。這是樹立中央權威的根本之道。把權利和權力分離，把法律問題與政治分離，也是在樹立中央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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