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摘要：中國的社會(hui) 穩定是與(yu) 威權體(ti) 製密切相聯的“剛性穩定”，壓力維穩是這種“剛性穩定”的維持與(yu) 運行機製。在實踐中，壓力維穩麵臨(lin) 著利益衝(chong) 突加劇、維穩政策偏差、信息技術發展、維權意識增長等多方麵的挑戰。當前，維穩必須要有新思維：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必須變剛性穩定為(wei) 韌性穩定，變靜態穩定為(wei) 動態穩定，變“維穩”為(wei) “創穩”。

　　關(guan) 鍵詞：剛性穩定 壓力維穩 韌性穩定 維權創穩

　　近年來，維穩成了一個(ge) 政治熱詞。不管是媒體(ti) 報道，還是官方文件，維穩這個(ge) 詞的出現頻率都越來越高。這一方麵表明社會(hui) 穩定問題已經引發社會(hui) 各界的廣泛關(guan) 注；另一方麵也表明政府麵臨(lin) 著越來越大的維穩壓力。那麽(me) ，維穩的壓力為(wei) 何越來越大？在筆者看來，這固然與(yu) 當前我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社會(hui) 矛盾和衝(chong) 突凸顯有關(guan) ；但更從(cong) 側(ce) 麵反映出我國的社會(hui) 穩定結構和維穩體(ti) 製還存在一些根本性的製度缺陷和問題。這主要表現為(wei) 社會(hui) 秩序的“剛性穩定”以及與(yu) 此相關(guan) 的壓力維穩運行機製。

　　剛性穩定與(yu) 壓力維穩

　　在以往的研究中，筆者曾將當前中國的社會(hui) 穩定概括為(wei) “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以壟斷政治權力為(wei) 目標，以僵硬穩定為(wei) 表象，以國家暴力為(wei) 基礎，以控製社會(hui) 意識和社會(hui) 組織為(wei) 手段。“剛性穩定”有三個(ge) 主要特征：第一，“剛性穩定”是以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為(wei) 基礎的政治穩定；第二，“剛性穩定”以社會(hui) 絕對安定為(wei) 管治目標，把一切抗議行為(wei) ，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運等都視為(wei) 無序和混亂(luan) ，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壓製或打擊；第三，“剛性穩定”以國家暴力為(wei) 基礎，依賴對意識形態和社會(hui) 組織的控製，具有非程序的法製性。為(wei) 了實現和保持剛性穩定，執政者追求並強化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試圖對社會(hui) 進行絕對管治。剛性穩定缺乏韌性、延展性和緩衝(chong) 地帶，執政者時刻處於(yu) 高度緊張狀態，企圖運用一切資源來維係其“專(zhuan) 政”地位，最終可能因不能承擔不斷遞增的巨大社會(hui) 政治成本，而導致政治統治的斷裂和社會(hui) 管治秩序的失範。［1］

　　剛性穩定是一種集權封閉的、靜態安定的、暴力強製的穩定，雖然可以把民眾(zhong) 的政治訴求限製在一定的秩序之內(nei) ，但卻無法有效地確立政治權威和職責的合法性，因此可能蘊藏著巨大的社會(hui) 風險。執政者無約束的自利行為(wei) ，以及社會(hui) 基本規則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都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中央執政者為(wei) 了保障社會(hui) 的絕對穩定，不斷向各級地方政府層層施壓，不惜一切代價(jia) 對社會(hui) 進行管控。當前，最典型的就是信訪製度。這個(ge) 製度的合法性來源於(yu) 《憲法》第41條，國務院也製定了《信訪條例》，規定民眾(zhong) 可以上訪。但在實踐中，地方政府又將上訪認定為(wei) 社會(hui) 的非穩定因素，並采用各種方式打壓甚至非法關(guan) 押上訪者。信訪製度在法理上的合法性與(yu) 它在實踐中的“非法性”的衝(chong) 突，是剛性穩定在當前中國麵臨(lin) 困境的最突出反映。由於(yu) 剛性穩定沒有彈性，缺乏韌性，沒有可以緩衝(chong) 的中間地帶，而是通過不停的政治高壓實現表麵的穩定，因而隱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維穩鏈條一旦發生斷裂，整個(ge) 社會(hui) 就可能陷入大的動蕩，所以這種剛性的穩定是不可持續的，它必須依靠壓力在短期內(nei) 得到維持。

　　由此可見，壓力維穩是剛性穩定的維持機製。榮敬本先生曾以“壓力體(ti) 製”來描述當代中國政治體(ti) 製的基本特征，並解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權對地方政權的領導狀況。［2］

　　在當前中國，兩(liang) 種不同的壓力影響著中國的政治運行狀況：一是中國政治運作中自下而上的增壓機製；二是自上而下施加的壓力以非暴力的方式直接由民眾(zhong) 向壓力的起點即中央反彈。中央自上而下施壓，導致的是壓力的轉移，而不是壓力的消解，壓力最終還是轉移到中央，增加壓力的最終著力點還是中央。壓力維穩是中國目前特殊政治生態下的產(chan) 物，是與(yu) 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相適應的，同時也是與(yu) 常態化的政治格格不入的。壓力維穩機製有如下幾個(ge) 方麵的特征：第一，壓力維穩重視事後處理勝過源頭預防；第二，壓力維穩重視基層，注重“實戰”；第三，壓力維穩使政績考核功能異化；第四，壓力維穩成本高，投入大。［3］這些特征在日常政治中，導致維穩成為(wei) 各級政府的重要目標和考量標準，並深刻影響著各級政府的執政行為(wei) 與(yu) 地方政治生態。由於(yu) 維穩目標與(yu) 威權政治相結合，地方政府在日常事務中必定會(hui) 踐行壓力型體(ti) 製的政治邏輯，它最終導致“維穩”變成“唯穩”。

　　在中國這樣一個(ge) 不是通過選票獲得實質合法性的國家，中央政府要對地方政府實現控製與(yu) 領導，從(cong) 而維護其合法性並鞏固統治，就必須對“穩定壓倒一切”這一執政理念進行不斷的強化宣傳(chuan) ，這也成為(wei) 執政者衡量改革成敗得失和獲取民眾(zhong) 認同的最重要標準。實際上，穩定也成為(wei) 了政權的合法性標誌。因此，當這種合法性逐步流失時，采用高壓手段維持統治可能會(hui) 更直接有效。當各種社會(hui) 矛盾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得到解決(jue) 或排釋時，動輒使用高壓手段不惜一切代價(jia) 來維護政治穩定，就成為(wei) 底層社會(hui) 的一種常態。這樣，許多地方的維穩工作處於(yu) 政府維穩和民眾(zhong) 維權的張力之中：政府在沉重的行政壓力之下維護以“零上訪”為(wei) 目標的任務，而民眾(zhong) 在權利受損時不得不以各種非常規的方式衝(chong) 破規則的限製，造成了令地方政府越來越焦慮的矛盾和衝(chong) 突。

　　壓力維穩的困境

　　前麵已經指出，剛性穩定的首要特征是以壟斷政治權力為(wei) 目標，即讓執政者能夠保持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當前，各種維穩政策措施都以此為(wei) 出發點。為(wei) 了達成這個(ge) 目標，處於(yu) 中央層麵的執政者通過政治承包的方式，將維穩責任自上而下地層層分解給地方各級黨(dang) 政組織和官員。許多官員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社會(hui) 衝(chong) 突，更不能認識到社會(hui) 衝(chong) 突具有緩解社會(hui) 政治壓力的減壓閥作用，而是將穩定視為(wei) 一切，為(wei) 了維穩經常不惜代價(jia) 。同時，基層政權由於(yu) 掌握的資源有限，麵臨(lin) 的維穩壓力更大，並日益陷入越維越不穩的怪圈，導致了更加尖銳的社會(hui) 矛盾。這主要體(ti) 現為(wei) 以下幾個(ge) 層麵：

　　第一，利益衝(chong) 突加劇，政府為(wei) 了滿足日益增長的財政需要，非法征地和暴力拆遷，急搞各類項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確立和發展，不同的社會(hui) 階層和社會(hui) 群體(ti) 開始成為(wei) 利益主體(ti) ，並圍繞自己的利益訴求展開博弈。孫立平教授認為(wei) ，市場不僅(jin) 是一種經濟整合機製，同時也是社會(hui) 結構的生成機製之一。與(yu)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建立相伴隨的，是社會(hui) 結構的分化和利益主體(ti) 的多元化。［4］按道理說，政府作為(wei) 公共權力的代表者，應該是保護全體(ti) 公民的利益，並為(wei) 他們(men) 提供公共產(chan) 品和公共服務，不應該有自己的利益。但是，相關(guan) 研究和現實情況都表明，政府也是理性的“經濟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趨勢。政府不但有自己的利益，有時候為(wei) 了自身利益還不惜動用國家機器與(yu) 民爭(zheng) 利。這在當前中國的一些地方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一些地方政府為(wei) 了滿足日益增長的財政需要，非法征地拆遷，急搞各類項目，嚴(yan) 重侵害了民眾(zhong) 的利益，引發上訪、群體(ti) 性事件的頻繁發生。

　　不過，對於(yu) 這些基於(yu) 利益矛盾和衝(chong) 突的事件，我們(men) 也不要過度緊張，而是應該正確看待和處置，畢竟這是作為(wei) 弱勢一方的民眾(zhong) 在利益受損之後的反應性抗爭(zheng) ，並不是針對政權的政治性抗爭(zheng) 。一個(ge) 國家最可怕的事情不在於(yu) 出現很多嚴(yan) 重問題，譬如群體(ti) 性事件等之類的具體(ti) 問題，而是出現了社會(hui) 衝(chong) 突事件後，我們(men) 不能正確認識它、不能正確處置它。隻要處置得當，這種利益衝(chong) 突一定會(hui) 得到有效化解。實際上，由於(yu) 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hui) 轉型期，產(chan) 生各種利益矛盾和利益衝(chong) 突是很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會(hui) 衝(chong) 突本身也是存在正功能的。一個(ge) 社會(hui) 不可能沒有矛盾和衝(chong) 突，關(guan) 鍵是要把它們(men) 控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nei) 。第二，維穩政策出現了偏差，一些地方采取非法手段維穩，加劇了政府和民眾(zhong) 的行為(wei) 方式衝(chong) 突。當前的“剛性穩定”是以社會(hui) 絕對安定為(wei) 管治目標，把一切抗議行為(wei) 都視為(wei) 無序和混亂(luan) ，都要采取手段進行壓製或打擊。在剛性穩定的狀態下，社會(hui) 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這就導致當前的維穩政策出現了偏差，主要表現為(wei) ：首先，一些地方把正常的利益表達也作為(wei) 不穩定因素加以打壓。例如，工人、農(nong) 民、市民等群體(ti) 為(wei) 了自身利益，采取集體(ti) 上訪、遊行示威等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和意願，本來應該被看作是在行使公民正常的利益表達權利，卻被當成了影響穩定的“群體(ti) 性事件”。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種維穩行動。這樣也就把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推到了前台，成為(wei) 了衝(chong) 突的一方。可見，正是由於(yu) 地方政府的“刻意作為(wei) ”，使大量原本應是“正常”意願表達的群體(ti) 行為(wei) 變成了“非法事件”。同時，政府還要直接麵對這些“非法事件”，沒有任何緩衝(chong) 和回旋的餘(yu) 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會(hui) 中介組織在矛盾調解和糾紛化解中的作用。

　　其次，一些地方黨(dang) 政官員采取非法手段維穩，為(wei) 了實現其維穩目標不惜一切代價(jia) 。這就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以“穩定”為(wei) 借口，侵犯民眾(zhong) 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hui) 規則。［5］

　　比如，針對上訪民眾(zhong) 采取的截訪、銷號、拘留、勞教等，不但不能解決(jue) 訪民反映的問題，反而成為(wei) 他們(men) 進一步上訪甚至采取極端行為(wei) 的緣由。此外，在對待民眾(zhong) 的群體(ti) 性抗爭(zheng) 活動時，政府處置不當，濫用警力，可能會(hui) 導致矛盾激化和衝(chong) 突升級，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損失。

　　再次，一些領導幹部為(wei) 了保證在自己任期內(nei) 不發生影響穩定的事件，不得不奔命於(yu) 與(yu) 維穩相關(guan) 的事項，尤其是在國內(nei) 外有重大活動的所謂“敏感時期”，基層官員更是緊繃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經，廣泛動員群眾(zhong) ，把維穩作為(wei) 頭等重要的大事來抓。長久以來，中國在穩定問題上都存在著泛化和擴大化趨勢，有著頑固的“寧緊勿鬆”的思維定勢。同時，許多領導幹部對一些問題能推就推，能捂就捂，隻要矛盾不激化，不影響自己的政績就行。比如，對一些所謂的不穩定因素製造者進行利益收買(mai) ，“花錢買(mai) 穩定”。這種現象在某些地方已經到了非常嚴(yan) 重的地步。

　　第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真相和謠言同時在解構政府權威。近年來，以互聯網、智能手機為(wei) 代表的信息技術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其在人們(men) 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不僅(jin) 如此，信息技術在中國的政治發展過程中也日漸成為(wei) 一種重要的重構力量。這不僅(jin) 表現在民眾(zhong) 通過網絡可以設置議題，而且表現為(wei) 民眾(zhong) 通過網絡提出一係列行動方案，成為(wei) 一種新的社會(hui) 動員方式。現代信息技術賦予了公眾(zhong) 主動利用媒介的能力，這也會(hui) 成為(wei) 加強公眾(zhong) 對各種社會(hui) 語境和意識形態的抵抗和消解的因素。

　　比如，在一些“社會(hui) 泄憤事件”中，失實或錯誤的信息很容易激起民憤和聚集人員，使事態擴大，這些信息主要通過手機短信和網絡進行傳(chuan) 播。與(yu) 此同時，這些地方的黨(dang) 政官員沒有意識到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變化，仍想沿用以前那種延遲發布或封鎖消息的辦法，結果謠言滿天飛，想用真相來消除已經來不及，謠言夾雜著部分真相讓廣大民眾(zhong) 不知道該相信誰。這就使得延遲發布的真相不但沒有成為(wei) 消除謠言的良藥，反而起到解構政府權威的負麵作用。而政府權威，是整合社會(hui) 秩序、保持社會(hui) 良性運行的根本性力量。一旦民眾(zhong) 對政府的信任感和認同感降低甚至喪(sang) 失，必將引發民眾(zhong) 的恐慌和社會(hui) 秩序的全麵混亂(luan) 。

　　在這種情況下，隻能動員武警采用強力手段恢複秩序。這不但會(hui) 耗費大量的公共資源，付出巨大的社會(hui) 成本，更為(wei) 重要的是會(hui) 或多或少地消解民眾(zhong) 對政府的心理認同感。也就是說，在今天這樣的互聯網時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對依靠國家暴力、壟斷信息、控製組織和壓迫言論來維護穩定的模式提出了嚴(yan) 峻的挑戰。長此以往，中國管治安的警察部門、管輿論控製的宣傳(chuan) 部門等，需要終日繃緊自身的每一根神經，不斷地加大資源投入，必將導致社會(hui) 管治成本不斷攀升。而為(wei) 了維持社會(hui) 管治的巨額成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各種方式占用公共資源，與(yu) 民爭(zheng) 利，從(cong) 而造成社會(hui) 矛盾的更加複雜和激化，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6］

　　第四，公民的維權意識在增長，且付諸維權行動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哈佛大學的裴宜理教授認為(wei) ，“在中國，權利往往更多的被理解為(wei) 是由國家認可的、旨在增進國家統一和繁榮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賦予的旨在對抗國家幹預的保護機製。在此情景下，民眾(zhong) 對行使自身權利的訴求很可能是對國家權力的強化而不是挑戰。”［7］但是，隨著中國的維權抗爭(zheng) 活動從(cong) 個(ge) 案維權向共同議題轉變，公民的維權意識不斷增強也是不爭(zheng) 的事實。現在，人們(men) 意識到自己應該享有某項權利。當這項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很多人都會(hui) 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且付諸維權行動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增加，其中的一部分人還能在維權行動過程中表現得理直氣壯，並認為(wei) 自己握有侵權方的把柄，“無論走到哪裏，我都不怕”。這得益於(yu) 市場化的經濟體(ti) 製改革、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以及現代權利製度的確立與(yu) 發展。對此，有研究者就指出，“表麵上看，人們(men) 對權利的獲享和行使，使個(ge) 人與(yu) 個(ge) 人、民眾(zhong) 與(yu) 政府、社會(hui) 與(yu) 國家之間的分裂和對抗得以顯化，但實際上，現代權利製度不會(hui) 激化隻會(hui) 容納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分裂與(yu) 對抗並將其保持在適當的範圍內(nei) ，通過權利義(yi) 務關(guan) 係的調整使其得以緩釋。這是解決(jue) 社會(hui) 衝(chong) 突的製度化方式。”［8］也就是說，隨著社會(hui) 結構、社會(hui) 關(guan) 係、社會(hui) 價(jia) 值觀念的變化，以及法律規則的建立健全，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斷增長，采取維權行動的可能性也不斷增加。這可能導致在一段時期內(nei) ，不同社會(hui) 成員或不同社會(hui) 組織為(wei) 維護自身的權利而使彼此之間的矛盾衝(chong) 突增加。但這是正常的利益表達形式，這些矛盾和衝(chong) 突有相關(guan) 的製度規定，在可控的範圍內(nei) ，不會(hui) 對整體(ti) 的社會(hui) 秩序造成嚴(yan) 重的影響。

　　如何建立中國社會(hui) 的韌性穩定

　　在一個(ge) 日益開放和民主的國家，要想得到真正的穩定，是無法依靠計劃經濟時期的強製與(yu) 高壓手段的。在社會(hui) 衝(chong) 突敏感期，維穩不僅(jin) 需要執政智慧，更需要與(yu) 社會(hui) 發展階段相吻合的新的穩定思維。

　　第一，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解決(jue) 維穩問題，最重要的是處理好政府維穩與(yu) 民眾(zhong) 維權的關(guan) 係。從(cong) 本質上來看，二者並不矛盾，維權是維穩的前提和基礎，維權的過程就是維穩的過程。維穩隻有建立在對民眾(zhong) 的基本權利得到確認與(yu) 保護的基礎上，才可能是穩固而長久的。如果為(wei) 了維穩不惜侵害民眾(zhong) 的基本權利，這樣的穩定隻能是暫時而脆弱的。在當前中國，維穩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hui) 分配體(ti) 製，這需要首先解決(jue) 利益均衡和利益表達問題。尤其是在當下的中國，民眾(zhong) 的權利意識正隨著權利話語的凸顯以及維權事件的頻繁發生而逐漸覺醒，如果能在此關(guan) 鍵時刻抓住機會(hui) ，建立健全製度化的維權機製，暢通公民的利益表達渠道，提高底層勞動者尤其是弱勢群體(ti) 在利益綜合以及政策製定中的博弈能力，一定能夠盡快實現真正的和諧穩定。因為(wei) ，隻有建立製度化的、完善的利益訴求機製，才能更好地維權，從(cong) 而才能更有效地維穩。［9］

　　第二，變剛性穩定為(wei) 韌性穩定。當前，中國的法律文本並不落後，但在現實中往往難以落實，甚至被層層的條例、細則、辦法和“紅頭文件”等稀釋，有法不依的情況比較嚴(yan) 重。為(wei) 了解決(jue) 目前的壓力維穩機製，需要適時推進一些重要的製度變革和製度建設。在筆者看來，首先需要進行一係列的社會(hui) 改革，以使“剛性穩定”轉變為(wei) “韌性穩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hui) 分配體(ti) 製，讓社會(hui) 各階層真正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改變目前的行政壓力體(ti) 製，建立縣級政治分權，並通過司法改革，樹立國家的法製權威，讓憲法成為(wei) 社會(hui) 穩定的基石。目標是使中國縣政建立在行政分權和政治分權基礎上的民主自治，以此來解決(jue) 威權政治的缺陷，使政治體(ti) 製增加韌性。與(yu) 此同時，國家還應該充分滿足民眾(zhong) 的參政意願，切實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yu) ，這也是每個(ge) 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權利；改進和完善政治製度，真正落實憲政體(ti) 製下的公民權利，把公民的利益表達納入體(ti) 製內(nei) ，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第三，變靜態穩定為(wei) 動態穩定。對於(yu) “動態穩定”與(yu) “靜態穩定”的差別，政治學者俞可平解釋說，“靜態穩定”就是禁止做什麽(me) ，比如老百姓有什麽(me) 不滿，禁止他表達，也就是以堵為(wei) 主；而“動態穩定”就是有不滿說出來，如果有道理就讚成他，並進行製度調整，即以疏為(wei) 主。［10］

　　目前，中國的社會(hui) 穩定狀況是典型的以壓和堵為(wei) 主的靜態穩定，這種壓力維穩是短期的，不具備長期的持續性。執政者不可能在長期掩蓋和回避矛盾中獲得長治久安，大量矛盾的累積可能會(hui) 導致深遠的社會(hui) 問題。當前，民眾(zhong) 的權利意識正在逐漸覺醒，但缺乏真正代表他們(men) 的利益表達機製，民眾(zhong) 的談判能力弱小，還經常受到權力、資本擁有者等強勢群體(ti) 的侵害。在這種情況下，民眾(zhong) 的不公正感和被剝奪感可能成為(wei) 誘發社會(hui) 不穩定的因素。因此，要解決(jue) 目前的壓力維穩機製，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益訴求機製，建立一個(ge) 社會(hui) 安全閥機製，讓民眾(zhong) 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讓社會(hui) 情緒得到宣泄，否則就會(hui) 形成“蝴蝶效應”。

　　第四，變“維穩”為(wei) “創穩”。當前，社會(hui) 矛盾的累積已經達到非常嚴(yan) 重的程度。與(yu) 其在壓力的逼迫下進行改革，不如主動解決(jue) 社會(hui) 矛盾，消解社會(hui) 壓力，通過政治合法性建設，建立真正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為(wei) 此，政府以及各級行動主體(ti) 需要樹立科學的維穩思維，變被動“維穩”為(wei) 主動“創穩”。這首先要突破簡單理解“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式，改變那些不計成本和後果、一切都要為(wei) 穩定讓路的做法。走出這種思維定勢需要新思維。麵對目前的社會(hui) 穩定問題，社會(hui) 需要理智，執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品格。尤其是政府官員在對待涉及群眾(zhong) 切實利益的重大問題時，一定要公平公正、及時合理地解決(jue) ，堅決(jue) 杜絕敷衍塞責、濫用職權等不當行政行為(wei) ，從(cong) 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和不穩定因素，達到主動“創穩”的效果。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