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貧富差距、城鄉(xiang) 差距、貧困與(yu) 不平等、弱勢群體(ti) 等社會(hui) 問題逐漸凸顯。群體(ti) 性事件的快速增長，尤其是更多特大規模的群體(ti) 性事件不斷發生。為(wei) 了應對這些風險，政府往往會(hui) 采取各種措施維係體(ti) 製的穩定，並最終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

　　剛性穩定是以社會(hui) 絕對安定為(wei) 管治目標，把一切抗議行為(wei) 都視為(wei) 無序和混亂(luan) ，都要采取一切手段進行壓製或打擊。在剛性穩定的情況下，社會(hui) 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還會(hui) 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有時，為(wei) 了“維穩”，哪怕下級政府的行為(wei) 違法，上級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諒解。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wei) 借口侵犯民眾(zhong) 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hui) 規則已經很嚴(yan) 重。

　　在社會(hui) 轉型期，本來應是民眾(zhong) 大量“正常”表達意願的群體(ti) 行為(wei) ，卻由於(yu) 地方政府的“刻意作為(wei) ”而變成了“非法行為(wei) ”。政府本來可以處於(yu) 十分“超脫”的地位，但由於(yu) 處理矛盾的技巧問題和體(ti) 製性壓力的影響，而陷入管治困境。後果就是政府要直麵這些“非法事件”，沒有任何緩衝(chong) 和回旋的餘(yu) 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會(hui) 中介組織在矛盾調解和糾紛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籲，執政黨(dang) 要反思“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這個(ge) 觀點是鄧小平在國家處於(yu) 特殊階段時提出來的。同時，鄧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而我們(men) 現在呢，我們(men) 因為(wei) “穩定壓倒一切”忽略了其他問題。為(wei) 了穩定，我們(men) 不惜犧牲民生;為(wei) 了穩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時遊街批鬥的一套都拿出來了;為(wei) 了穩定，我們(men) 不惜濫用警力。穩定壓倒一切，它究竟壓倒了什麽(me) ?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而穩定卻壓不倒腐敗，壓不倒礦難，壓不倒違法拆遷。

　　現在的中國社會(hui) 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話題和“敏感”時期，甚至把一些國計民生的問題，都搞成了所謂的“敏感”問題。大家均采取回避態度，不敢正視和討論。事實上，這隻是政府的過度反應，也是嚴(yan) 重的不自信表現。我認為(wei) ，當下中國的一個(ge) 重要任務就是“脫敏”。

　　另外，應該打開司法大門，通過司法方式解決(jue) 矛盾糾紛。從(cong) 理論上講，信訪隻是包括行政訴訟、行政複議等行政救濟手段之一，而國家的司法救濟才是公民權利救濟最主要的形式。必須看到，試圖用行政救濟替代司法救濟的一個(ge) 嚴(yan) 重後果，就是在客觀上會(hui) 消解國家司法機關(guan) 的權威這一現代社會(hui) 治理的基礎。但是，當前我們(men) 的法院處境尷尬，“書(shu) 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司法地方化現象越來越嚴(yan) 重。

　　同時，可以設立專(zhuan) 職人大代表，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hui) ，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liang) 院的工作，並係統地建立民眾(zhong) 的利益表達組織。我發現，人大代表有一個(ge) 特點，敢於(yu) “罵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罵得狗血噴頭，並且對方還不會(hui) 有太大意見。這就說明了專(zhuan) 職人大代表機構可以起到政府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緩衝(chong) 作用。

　　改革可以先從(cong) 縣開始。比如可以選取幾個(ge) 縣，改革試驗幾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擴大到省，再試驗幾年。這樣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間”換“時間”。萬(wan) 一改革失敗了，也不會(hui) 對大局造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