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用“中國模式”固定下來

　　為(wei) 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台了擴大內(nei) 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國內(nei) 外的好評，在全球率先使經濟走出了困境，2009年實現了9.2%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這種背景下，引發了“中國模式”的爭(zheng) 論。

　　有人認為(wei) ，應該充分肯定“中國模式”，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巨大成就來佐證“中國模式”的偉(wei) 大，中國所以出現奇跡，就是因為(wei) 形成了“中國模式”。我並不反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但我反對把“中國模式”界定為(wei) ：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我認為(wei) ，所謂模式是定型的東(dong) 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作為(wei) “中國模式”，就會(hui) 轉移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會(hui) 影響深化改革。

　　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金融危機進行幹預，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應對嚴(yan) 重經濟衰退的通常做法，並非是對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否定。我國仍處於(yu) 穿透計劃經濟體(ti) 製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轉型階段，消除走向市場經濟體(ti) 製障礙仍需要我們(men) 付出極大的努力，不能由於(yu) 緊急或危機狀態下必須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動市場力量應該成為(wei) 考慮的重點，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場的行為(wei) 應避免過度，同時要考慮經濟運行恢複常態時的“淡出”安排。

　　所以，不能把應對危機的政府行政主導的政策措施，用“中國模式”加以固定下來。政府政策的重點在於(yu) 撬動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強調“中國模式”，容易理解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已經到位了、定型了，不需要再深化改革了。

　　配置資源的主體(ti) 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現在，有人一提宏觀調控往往與(yu) 政府行政主導聯係起來，所以我們(men) 必須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十四大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作用”，這是十四大的表述。後來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表述有所改動了，改成“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我在參加起草《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決(jue) 定》時提出，“要從(cong) 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體(ti) 係”的建議。我提出，原來的表述並不科學，因為(wei) ：

　　一是宏觀調控是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nei) 容？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ti) 係。二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還是資源配置在政府的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三是資源配置的主體(ti) 是政府還是市場？是政府行政主導型還是市場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四是宏觀調控的含義(yi) 是什麽(me) ？應該主要是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運行。五是誰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務院當然是代表國家，但省市也說自己代表國家，所以各地都爭(zheng) 奪宏觀調控權。

　　起草小組經過認真討論研究並經中央同意，不再提“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隻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決(jue) 定》的正確表述。應該說這個(ge) 表述是科學的，與(yu) 時俱進的。但在實踐中還是強調國家宏觀調控，過多地強調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和部門中過分強調自己的宏觀調控職能，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期行政性控製的翻版。必須明確，政府宏觀調控不是資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資源的主體(ti) 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後必須解決(jue) 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chuan) 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hui) 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於(yu) 計劃經濟體(ti) 製所產(chan) 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qing) 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於(yu) 市場經濟體(ti) 製所產(chan) 生的供給過剩傾(qing) 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製度和管製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ye) 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ye) 的人為(wei) 壟斷，提高某些行業(ye) 的利潤。管製越嚴(yan) 、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guan) 鍵是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於(yu) 經濟範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hui) 公正、製度文明與(yu) 社會(hui) 進步相適應，都將成為(wei) 發展的重要內(nei) 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jin) 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製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yu) 市場、政府與(yu) 公民、政府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yu) 分散決(jue) 策的關(guan) 係。改革開放以來，傳(chuan) 統體(ti) 製高度集中的弊端已被認清，但集中體(ti) 製“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jue) 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yu) 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jue) 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jue) 策還是短期決(jue) 策等等，不解決(jue) 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麵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jue) 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於(yu) 根據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hui) 把不適當的決(jue) 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發展。

　　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與(yu) 市場必須分野，但與(yu) 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ge) 轉型中的經濟體(ti) 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幹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幹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幹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隻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

　　轉軌國家的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ge) 市場關(guan) 係逐步發展與(yu) 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隻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必須確立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方麵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cong)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向市場經濟體(ti) 製轉軌的這個(ge) 曆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於(yu) 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製作用不充分所致，並非所謂的市場機製“缺陷”。“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wei) 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製的依據。問題的症結在於(yu) ，在處理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方麵，究竟是強化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競爭(zheng) 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揮基礎作用，還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製力，這是根本方向問題。這個(ge) 問題搞不清或方向反了，不僅(jin) 無法最終完善市場經濟新體(ti) 製，而且會(hui)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和穩定形成重大障礙。

　　我國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正進入向更加廣闊的領域縱深發展的新階段，經濟、政治、社會(hui) 和文化等諸方麵的改革交織在一起，性質之深刻、任務之艱巨，將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特別要實現2020年的目標，任務更艱巨了。2020年的目標有兩(liang) 個(ge) ：一是建立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二是要建成惠及十幾億(yi) 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hui) 。還有不到八年時間了，怎麽(me) 實現這兩(liang) 個(ge) 宏偉(wei) 目標？我們(men) 必須有緊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決(jue) 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同時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不然有落空的危險！

　　(作者為(wei) 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名譽會(hui) 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