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hui) 通過了《關(guan) 於(yu) 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強調，“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首次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8年過去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依然艱難摸索。H·錢納裏認為(wei) ，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經濟的轉型升級，投射到微觀主體(ti) 行為(wei) ，對應企業(ye) 創新活動的市場化。一旦企業(ye) 進行創新的商業(ye) 行為(wei) 得到有效激勵，則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提升、宏觀經濟轉型就順理成章。

　　企業(ye) 進行創新的商業(ye) 行動，包括這樣幾個(ge) 基本要求：一是要能進入某個(ge) 領域；二是可以得到金融支持；三是不會(hui) 被不利於(yu) 創新、升級的“機會(hui) ”弄花眼，能專(zhuan) 心本業(ye) ；四是對產(chan) 品銷售有一定的駕馭能力；五是有潛力的產(chan) 業(ye) 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六是對外部提供的可能機會(hui) 有通暢的利用途徑。

　　對照這幾個(ge) 基本要求，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需要從(cong) 七方麵入手。

　　產(chan) 業(ye) 行政壁壘高

　　以“產(chan) 業(ye) 關(guan) 係國計民生”為(wei) 由堅持行政壟斷，不能成立。商品房是否關(guan) 係國計民生？衣服是否關(guan) 係國計民生？解決(jue) 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問題，與(yu) 靠政府控製資源的手段之間，不存在必然關(guan) 係

　　希克斯說，“壟斷是平靜的生活”，會(hui) 導致企業(ye) 創新不足，因此一定要對產(chan) 業(ye) 領域放開或減少歧視。當前，金融、航空、鐵路、基礎設施、通信、文化、資源、教育、煙草等行業(ye) 基本是行政壟斷市場結構。

　　這些行業(ye) 要麽(me) 由於(yu) 其自然壟斷的屬性，要麽(me) 由於(yu) 所謂“命脈行業(ye) ”的屬性，長期以來競爭(zheng) 不足，其中不少行業(ye) 高收費低服務質量，抑製了消費，也抑製了經濟發展。目前，對文化體(ti) 育，強調準公共服務的性質；對金融通信等，強調安全性；對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行業(ye) ，強調意識形態功能；對醫療衛生、城市公用事業(ye) 等行業(ye) ，強調社會(hui) 福利功能。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強調和堅持部分企業(ye) 的非經濟職能，限製市場機製發揮積極作用。

　　但是以“產(chan) 業(ye) 關(guan) 係國計民生”為(wei) 由堅持行政壟斷，不能成立。商品房是否關(guan) 係國計民生？衣服是否關(guan) 係國計民生？解決(jue) 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問題，與(yu) 靠政府控製資源的手段之間，不存在必然關(guan) 係。

　　多年來的改革經驗表明，競爭(zheng) 能夠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服務價(jia) 格，促進技術進步，從(cong) 而達到促進產(chan) 業(ye) 發展的目的。比照汽車行業(ye) ，在放鬆產(chan) 業(ye) 管製後，汽車生產(chan) 廠家增多，汽車品牌增多、價(jia) 格下降，促使消費者預期調整，購買(mai) 力大量釋放，汽車消費和生產(chan) 進入互動的良性循環。這是一個(ge) 政府放鬆進入管製促進消費增長的典型案例。教育、文化等領域中也有類似情形發生。

　　2013年4月7日博鼇亞(ya) 洲論壇48位民營企業(ye) 家和投行、投資基金專(zhuan) 業(ye) 人士討論現場所做的調查顯示，52%的民營企業(ye) 家認為(wei) 在企業(ye) 發展中麵臨(lin) 的主要困難就是市場準入。

　　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ye) 的增長率要比國有與(yu) 國有控股企業(ye) 的增長率高出10個(ge) 百分點以上，而且，這是在盈利性較高的產(chan) 業(ye) 不放開情況下取得的。這就是說，產(chan) 業(ye) 升級的微觀主體(ti) 比例上在下降。因此，放鬆產(chan) 業(ye) 進入管製、降低行政性進入壁壘，是轉型升級的首要政策措施方向。

　　金融雙軌製限製

　　從(cong) 發達國家經驗看，金融市場有效性對於(yu) 實體(ti) 經濟轉型升級的意義(yi) 極為(wei) 重大。資本市場對於(yu) 企業(ye) 創新不僅(jin) 提供資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結構的手段和專(zhuan) 業(ye) 化服務

　　熊彼特說，經濟衰退令資源重新分配，流向“有想法的企業(ye) ”，為(wei) 企業(ye) 提供大的戰略發展，前提是金融資本提供支持。當前，無論是間接融資市場還是直接融資市場，都還是雙軌製，對於(yu) 創新潛力大的民營經濟在事實上構成了歧視。

　　國有經濟近乎壟斷金融資源，存款負利率情況嚴(yan) 重。中國有全球最高儲(chu) 蓄率水平，也有全球最高的民間借貸利率水平，由此產(chan) 生了民間金融的巨大風險。為(wei) 了收縮流動性，貨幣政策往往傾(qing) 向於(yu) 提高存準率而不是加息，縮小的貸款量仍然以低息流向國企和地方融資平台。在直接融資市場上，監管環節相對低效，難以贏得資金信任，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受到極大削弱。

　　從(cong) 發達國家經驗看，金融市場的有效性對於(yu) 實體(ti) 經濟轉型升級的意義(yi) 極為(wei) 重大。以美國為(wei) 例，無論是１９世紀後期的重工業(ye) 化的階段，還是近幾十年來的高科技產(chan) 業(ye) 崛起，其先進主導產(chan) 業(ye) 中的代表性企業(ye) ，都是依托資本市場成長壯大的。資本市場對於(yu) 企業(ye) 創新不僅(jin) 提供資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結構的手段和專(zhuan) 業(ye) 化服務。

　　從(cong) 當前政府高層的講話研判，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已經相當重視。2013年7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從(cong) 政策部署看，《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任務與(yu) 部門職責的對應。以往，隻有每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才會(hui) 享有高規格、專(zhuan) 門公開發文明確指定相關(guan) 職責歸屬部門來執行的情況。

　　盡管如此，《指導意見》還是比較強調政策取向，而不是體(ti) 製機製改革。下一步推進金融體(ti) 製改革、弱化雙軌製、推進民營經濟成分進入金融業(ye) 、加強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和市場化，是促進中國實體(ti) 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ge) 關(guan) 鍵環節。

　　資產(chan) 市場不平穩

　　如果企業(ye) 不能一以貫之地投入到本業(ye) 發展，而是隨著房地產(chan) 、資源等資產(chan) 價(jia) 格的大幅波動進入“多元化”擴張，則本業(ye) 在產(chan) 品價(jia) 值鏈上攀升很難

　　企業(ye) 提升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非易事，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ge) 農(nong) 業(ye) 人口總量、比例依然龐大的經濟體(ti) 來說，許多企業(ye) 起點較低。從(cong)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看，相當多成功的企業(ye) ，比如聯想、安踏等企業(ye) ，都經曆了“OEM貼牌—學習(xi) 曲線—OEM+自有品牌—品牌成熟—OEM的規模不經濟、完全生產(chan) 自有品牌—需求增加進一步規模不經濟—外包”的發展過程，這是企業(ye) 在產(chan) 業(ye) 鏈、行業(ye) 價(jia) 值鏈上提升的必經之路。

　　在這個(ge) 過程中，如果企業(ye) 不能一以貫之地投入到本業(ye) 發展，而是隨著房地產(chan) 、資源等資產(chan) 價(jia) 格的大幅波動進入“多元化”擴張，則本業(ye) 在產(chan) 品價(jia) 值鏈上的攀升是很難的。

　　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活躍區，問題有代表性。溫州許多企業(ye) 沿著“假冒偽(wei) 劣—假冒不偽(wei) 劣—自有品牌”路徑發展起來，在這個(ge) 過程中，雖然有一些企業(ye) 成長起來了，但是近幾年資產(chan) 價(jia) 格上漲過快，大量溫州企業(ye) 不再專(zhuan) 注本業(ye) ，將企業(ye) 作為(wei) 融資平台投機，造成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下降、資金社會(hui) 效率低下和金融風險，大量企業(ye) 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

　　因此，對於(yu) 政府而言，避免使企業(ye) 轉向資產(chan) 價(jia) 格大幅波動帶來的所謂機會(hui) ，是為(wei) 企業(ye) 專(zhuan) 注於(yu) 本業(ye) 、提升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位置，長遠有利於(yu) 企業(ye) 和整體(ti) 經濟的重要方麵。為(wei) 此，國家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金融市場設計、彈性小的資源類產(chan) 業(ye) 規劃等方麵，應切實做到在市場化前提下的相對平穩。

　　輕視企業(ye) 商業(ye) 係統

　　國內(nei) 商業(ye) 環境不理想，審批、幹預、監管缺位等問題並存，國內(nei) 市場的交易費用比國際市場的交易費用高，以致很多企業(ye) 家寧願做毛利低的外貿產(chan) 品，也不願開拓國內(nei) 市場

　　企業(ye) 的核心競爭(zheng) 力，不隻是技術，每年破產(chan) 的高科技企業(ye) 比比皆是。反過來，企業(ye) 提升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不單單是促進產(chan) 品技術水平的問題，企業(ye) 商業(ye) 係統網絡的構建同樣重要。

　　商業(ye) 網絡是企業(ye) 與(yu) 市場需求之間的連接管道，管道不暢，需求則不暢，而缺少了需求，價(jia) 值鏈提升就無從(cong) 談起。當前的情形是，國內(nei) 商業(ye) 環境不理想，審批、幹預、監管缺位等問題並存，國內(nei) 市場的交易費用比國際市場的交易費用高，以致很多企業(ye) 家寧願做毛利低的外貿產(chan) 品，也不願開拓國內(nei) 市場。浙江、廣東(dong) 等地原來以內(nei) 需為(wei) 主的企業(ye) ，前些年大量地轉向外貿，即便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仍前仆後繼。

　　構建商業(ye) 網絡，對於(yu) 企業(ye) 而言，在國內(nei) 、國際市場間應該存在規模經濟。把國內(nei) 商業(ye) 環境弄好，企業(ye) 就更有可能在國外建立商業(ye) 網絡，這樣不但容易有自己的市場勢力，也更有實力進行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提升和開拓國際商業(ye) 網絡。

　　在中國內(nei) 部需求擴張的大背景下，政策製定要有意識利用好“市場換技術”。現在幾乎所有的產(chan) 品領域，中國都是全球增長額最大的市場。去年以來，上海市有關(guan) 機構做調研，外資進入中國的最大理由是“中國市場”而非“低成本”。市場大，企業(ye) 規模經濟就能發揮，產(chan) 業(ye) 的分工、集聚和完整的產(chan) 業(ye) 鏈就容易形成，知識外溢、產(chan) 業(ye) 創新就具備良好的產(chan) 業(ye) 生態背景。

　　從(cong) 汽車行業(ye) 的經驗看，發展初期市場環境相對封閉，桑塔納轎車車型20多年不變，價(jia) 格居高不下。市場開放後，因國內(nei) 市場需求規模大、增長快，大量外資企業(ye) 願意與(yu) 國內(nei) 企業(ye) 合資並轉讓部分技術。整車合資企業(ye) 的發展帶動了上遊零部件產(chan) 業(ye) 的發展和技術水平提高，同時為(wei) 內(nei) 資整車企業(ye) 的建立、發展奠定了紮實的產(chan) 業(ye) 鏈基礎。這裏頭，國內(nei) 市場的因素（連同開放競爭(zheng) ）對於(yu) 行業(ye) 產(chan) 業(ye) 鏈發展、價(jia) 值鏈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策製定上，通過減少不合理審批和幹預，加強市場有效監管，降低企業(ye) 經營的交易費用，提升商業(ye) 網絡水平，並在各層次對外競爭(zheng) 合作中，充分考慮、利用中國需求因素的作用，對於(yu) 經濟轉型升級意義(yi) 重大。

　　產(chan) 業(ye) 幹預過多

　　政府幹預的順序是首先向產(chan) 品購買(mai) 和產(chan) 品使用為(wei) 同一行為(wei) 人的潛在用戶推廣，再向產(chan) 品購買(mai) 和產(chan) 品使用分離的潛在用戶推廣

　　產(chan) 業(ye) 政策本質上是破壞市場平等競爭(zheng) 原則的。隻有市場失靈的時候，實施產(chan) 業(ye) 政策才有必要。以筆者調研過的新能源產(chan) 業(ye) 為(wei) 例，如大型節能燈具、小型風光互補發電係統等，通常用於(yu) 市政設施、社區等公共用途。這些產(chan) 品的出現，通常能夠節約產(chan) 品使用過程中的邊際費用，但潛在的購買(mai) 者（如住宅小區開發商）得不到這一好處，可能更傾(qing) 向購買(mai) 一次性投入較低而使用費用由他人（如住宅業(ye) 主）承擔的非節能產(chan) 品。顯然，這類產(chan) 品具有公共品屬性，存在市場失靈，而且政府往往是采購方，因此便於(yu) 直接幹預。

　　政府幹預的順序是首先向產(chan) 品購買(mai) 和產(chan) 品使用為(wei) 同一行為(wei) 人的潛在用戶推廣，如學校、醫院、圖書(shu) 館等公共設施，再向產(chan) 品購買(mai) 和產(chan) 品使用分離的潛在用戶推廣。這樣的好處是前一種用戶節約了使用費用，易於(yu) 接受這類產(chan) 品，而他們(men) 的購買(mai) 會(hui) 使生產(chan) 企業(ye) 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降低產(chan) 品價(jia) 格，增加了後一類用戶直接購買(mai) 的可能。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某些新能源產(chan) 業(ye) 的規模經濟特性非常顯著，前期沉澱的研發、模具投入等成本比例很高，這一技術經濟特征支撐了由政府“扶上馬，送一程”的過程中，企業(ye) 能夠較好地解決(jue) 發展初期麵臨(lin) 的市場問題、成本問題和資金周轉問題。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幹預不僅(jin) 要基於(yu) 產(chan) 品的公共品屬性，還要基於(yu) 平均成本隨產(chan) 量下降的技術特性，因此需要慎重甄別。比如，在當前的技術水平下，新能源汽車整車生產(chan) 就不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性。這意味著需求側(ce) 的補貼難以實現“補貼—銷售量、產(chan) 量上升—單位產(chan) 品成本下降—價(jia) 格下降—需求增加—補貼政策退出”的良性循環。因此，將補貼的更大份額投入到具有一定產(chan) 業(ye) 公共品性質的研發平台或技術創新補貼，更有利於(yu) 這一產(chan) 業(ye) 自生能力的形成。

　　兩(liang) 種創新資源未用好

　　利用好內(nei) 、外部技術力量，能更快提高產(chan) 品創新，並降低企業(ye) 技術開發的風險。這個(ge) 趨勢意味著，企業(ye) 外部技術來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

　　近20年來，隨著技術開發的高度分工、規模投資和產(chan) 品生命周期縮短，對於(yu) 任何一家企業(ye) ，利用好內(nei) 、外部技術力量，能更快提高產(chan) 品創新，並降低企業(ye) 技術開發的風險。這個(ge) 趨勢意味著，企業(ye) 外部技術來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事實上，近些年，先進技術跨國轉移的比例持續增長。因此，充分利用國內(nei) 外兩(liang) 種創新資源，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是提升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的可行措施。

　　以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和提高地區的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為(wei) 根本，對外商投資有所選取，建立差別化的外資政策。逐步減少對一般技術、一般的加工生產(chan) 和不符合產(chan) 業(ye) 升級趨勢的跨國公司投資項目的引進，減少和撤銷相應的優(you) 惠政策。對於(yu) 具有明顯的技術領先性、生產(chan) 鏈條的關(guan) 鍵技術環節的企業(ye) ，以及符合產(chan) 業(ye) 升級趨勢的跨國公司投資則可以繼續給予某些優(you) 惠政策。

　　在已有跨國公司進入的行業(ye) ，可以繼續引進其競爭(zheng) 對手，創造競爭(zheng) 性的市場環境，迫使跨國公司加快新產(chan) 品和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加快向國內(nei) 企業(ye) 轉讓先進技術和適用技術。

　　當前，中國的一般勞動力紅利已趨於(yu) 弱化，但研發人員的成本優(you) 勢非常明顯，正是看中了這一點，許多外資企業(ye) 已將研發基地設在中國。因此，主動利用這個(ge) 趨勢，在引進外部技術資源的同時，逐漸將研發能力通過人力資本載體(ti) 外溢到本土企業(ye) 。

　　土地製度優(you) 勢發揮不夠

　　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要求城市投資，但一個(ge) 突出矛盾是，初始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但建成後的直接收費遠遠不能覆蓋其社會(hui) 效應

　　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表明，即便是生產(chan) 率低下的工業(ye) ，其勞動生產(chan) 率也大大高於(yu) 農(nong) 業(ye) 。以2013年上半年的數據為(wei) 例，中國第一產(chan) 業(ye) 產(chan) 出1.86萬(wan) 億(yi) 元，占GDP的7.5%，僅(jin) 相當於(yu) 餐飲業(ye) 的產(chan) 值。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大約為(wei) 52%，這意味著，第二、第三產(chan)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比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高出10.4倍。考慮到季節性因素，按2012年數據測算，勞動生產(chan) 率差8.3倍。從(cong) 另一角度看，中國的耕地麵積18.2億(yi) 畝(mu) ，而即便以傳(chuan) 統小農(nong) 方式耕作，人均18畝(mu) 地也不算多，這意味著有5億(yi) 多人可以脫離大農(nong) 業(ye) 而不致影響產(chan) 出。這一事實表明農(nong) 業(ye) 人口城市化是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出路。

　　2002年以來，中國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300萬(wan) 左右，按國家統計局8月26日發布的數據，上半年單是新增農(nong) 民工就444萬(wan) 人，而且人均收入同比增長126%，這說明人口城市化進程速度仍然很快。

　　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要求城市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否則，工業(ye) 、服務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就會(hui) 被拉低。然而，一個(ge) 突出矛盾是，初始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但建成後的直接收費遠遠不能覆蓋其社會(hui) 效應。

　　近些年，高速公路開發、新城建設都是由社會(hui) 資金參與(yu) 投資，並以開發後的部分使用權作為(wei) 回報。這一模式對於(yu) 基礎設施投資和後期開發、解決(jue) 國有部門資金約束、拓寬社會(hui) 資金投資領域成效均顯著。而成功的重要環節是土地所有者、規劃者、投資者、受益者是一體(ti) 的。

　　但反麵的例子也存在，比如在鐵路投資領域。鐵路總公司是規劃者和主要投資者，但不享受開發後的外溢好處。沿途地方政府劃撥出鐵路建設用地、參與(yu) 投資，但不能決(jue) 定區域內(nei) 鐵路建設規劃。這一方麵導致鐵路部門回報低，債(zhai) 務負擔重，另一方麵地方的建設規劃與(yu) 鐵路建設不易有效匹配，影響總的社會(hui) 效益。

　　因此，形成權、責、利匹配的基礎設施建設機製，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促進經濟進一步工業(ye) 化轉型的要求。

　　（作者：複旦大學全球投資與(yu) 貿易研究中心研究員，複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